承天之佑温润而泽没有下一句。

承天之佑，汉语成语，拼音是chéng tiān zhīyòu，意思是指蒙受老天的保佑。出自《周易大有》。

承天造句：

1、天后宜承天命，受兹介福，允当天人。

2、一天夜里他不能入睡，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承天寺离临皋亭很近。

3、予今率尔，承天应运，恭行天罚，为民除害。

4、予今率尔，承天应运，恭行天罚，为民除害。

5、承天之佑，执剑四方，仙狮化处，侠义无双。

6、陛下，长孙晟已在承天门外候驾。

7、天为天时，天时运行刚劲雄健，云行雨施，万物承天而时行。

8、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9、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10、承天子之命，布于襄阳，虚席以待贤才，不胜惶恐。

11、人承天人合一的传统，从古至今，就有世事不平、仰天长啸的习惯。

12、生于承天省（今平治天省）广田县一贫农家庭，卒于河内。

一、译文

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

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掩饰作伪的事儿也发生了。

（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仓颉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王，使王政畅行。

这就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倡导风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君王运用文字工具，更便于向臣民施予恩泽，而臣民应以立德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捞取爵禄。

仓颉初造文字，是按照物类画出形体，所以叫做「文」，随后又造出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以扩充文字的数量，这些文字就叫做「字」。叫它为「字」，是说它来自「文」的孳生，使文字的数量增多。

把文字写在竹简、丝帛上，叫做「书」。「书」意味着写事像其事。（文字）经历了「五帝」、「三王」的漫长岁月，有的改动了笔画：有的造了异体，所以在泰山封禅祭天的七十二代君主留下的石刻，字体各不相同。

《周礼》规定八岁的士族子弟进入初等学馆学习，学官教育他们，先教「六书」。《「六书」的名称，）第一叫指事，指事的含义是：字形、结构看起来认得，但须经过考察才能知道它所体现的字义，上下二字即属此例。

第二叫象形，象形的含义是：用画画的办法画出那个物体，笔画的波势曲折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属此例。第三叫形声，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叫法，挑选可相比譬的声符和义符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属此例。

第四叫会意，会意的含义是：比联起事理有关的字素，构成文字；掺合字素的意义，可以得知新字的字义或旨趋，武信二字即属此例。第五叫转注，转注的含义是：立一字为头、为根，创制类属字，类属字对根字的形音义有所承袭，与根字意义相通，考老二字即属此例。

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义是：没有为某事某物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个同音字代表它，令长二字即属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十五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异。（不过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写「六经」，左丘明着《左传》都还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体、意义仍为学者们所通晓。

再往后（到了战国），诸侯们依靠暴力施政，不服从周天子；他们憎恶礼乐妨害自己，都抛弃典籍（各行其是）。中国分为七雄并峙，田亩的丈量方法相异，车子的规格尺码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有规定，说起话来方音分歧，写起字来相互乖异。

秦始皇初灭六国，丞相李斯就奏请统一制度，废除那些不与秦国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负贾规范文字，）李斯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它们）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体，有些字还很作了一些简化和改动，这种字体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篆」。

这个时候，秦始皇焚烧《经书》，除灭古籍，征发吏卒，大兴戍卫、徭役，官府衙狱事务繁多，于是产生了隶书，以使书写趋向简易，古文字体便从此止绝了。

从这个时候起，秦代的书法有八种体势，第一叫大篆，第二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虫书，第五叫摹即，第六叫署书，第七叫殳书，第八叫隶书。汉朝建国以后有草书。

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后开始应考，能够背诵、读写九千个汉字的人，才能做书史小吏；进一步是用书法「八体」考试他们。通过郡试之后，上移给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试，成绩最优的人，被用为枢秘处的秘书。

官吏的公文、奏章，文字写得不正确，「尚书史」就检举、弹劾他们。如今条令虽在，却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讲习，士人不通汉字之学很久了。

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在这以后）凉州的地方官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

汉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官讲说文字，尊奉爰礼做「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集大家的解说着了《训纂篇》。《训纂篇》总括了《仓颉篇》以来的十四部字书，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该书了。

到了王莽执政摄行王事的时候，他要大司空甄丰等人检校书籍，以标榜自己尽力于制礼作乐之事。这期间对古文字很有一些改动。

那时有六种字体，第一叫古文，这种文字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不过字体又同古文有别：第三叫篆书，也就是小篆：第四叫左书，即秦朝的隶书，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创制的；第五叫缪篆，是用在玺符印鉴上的文字；第六叫鸟虫书，是写在旗幡等物上的。

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无意中）得到了《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典籍。（古文典籍）还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左传》。一些郡县、诸侯国也往往从地下发掘出前代的宝鼎和器物。它们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

（这些古文字数据）彼此多相似，虽说不能再现远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况却能知道大概了。世人无知，极力否定、诋毁古文，认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改变现行文字的写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伪造出来的不能知晓的文字；（认为古文）是诡变正字，搅乱常规；（认为拥护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于世。

很有一些儒生（喜欢凭着臆断）争着抢着解说文字和《经》义。他们把秦朝才有的隶书当做仓颉时代的文字，说什么「文字是父子相传的，那里会改变昵」？他们竟然瞎说：「马字头作一人字是长。」「人握十是斗。」「虫字是屈写中字的一竖。」

掌刑官解说法令，竟至于凭着拆析字形来臆断刑律，比如「苛人受钱」（原义是禁止恐吓人犯，索取贿赂，「苛」是「诃」的假借字，可是）有人说，「苛」字（上为「止」，下为「句」），意思是「止句」。

类似上文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这些解说）都同孔壁中出土的古文字形不合，同史籀大篆的字体相违。粗俗浅薄的人，欣赏自己习见的东酉，对于少见的事物则格格不入，（他们）没见过宏通的学问，不知道汉字的规律、法则，把古文典籍看成异端，把无稽之谈当做真理，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看得神妙至极。

（他们）探究圣人著述的深意，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一句，便说《仓颉篇》是黄帝时代写的，说那句话寓有黄帝仙去，让幼子承嗣的深意。他们迷误不通，能不违背事理吗？

《尚书》记载，舜帝说；「我想看看古人绘制的图像。」这话表明舜帝制订制度，必按旧典行事，而不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又说：「（这种「存疑精神」）现在的人没有了啊！」

（「存疑」）不是作者自己不懂就不闻不间，（而是担心）人若凭着自己的猜想去解释古史古事，那就会弄得是非没有定准；巧言诡辩将给世上的学习、研究者造成疑团、困扰。文字是经史百家之书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条件，前人用它记述自己的经验传示给后人，后人依靠它认识古代的历史。

孔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因为（确立了根本）能使人懂得世上最深奥的道理，而不会再受困扰。现在我叙列篆文，参照古文、籀文，博采诸家之说，做到出言无论大小，都确凿有证，在考稽的基础上撰写出自己的说解。

我想用这部书总编万物，剖辨谬误，使学习的人了悟（文字的本原），通达文字的妙意。我采用分立部首、以部首系联字头的办法编排文字，使它们不相错杂。万事万物都能从本书里见到，没有哪一样不涉及、不记载的。

遇到读者不易明了的事物，我就援用可资说明的东西比喻它。书中提到孟喜的《易经》，孔安国的《尚书》，毛亨的《诗经》以及《周礼》《左传》《论语》《孝经》等，都指古文版本。遇到我不知道的事物，就告缺不论。……

《叙》文开列了十四篇五百四十部的目录。（本书收编汉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解说词总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本书在部首排列上，把「一」部放在开头，编排汉字按照「类」相同则相聚的原则进行，使事物按照群体分开；「同条」者牵属一处，「同理」者贯连一起，排字有qUFBM序，不相杂乱，依据字形逐个地系联字头；

从「一」字起头，申引、系联开去，探究了上万个汉字的造字本原；把「亥」字列在篇末，从而可知变化至于穷极而复归于「一」。

时在汉朝，圣德熙熙，灿如日明，光武皇帝上承天命，躬行尧帝之道创建了大业，中华内外尽受汉皇之恩，这恩泽如雨如潮极大极盛。（皇家）隆兴学业，选拔人才不遗细民百姓；学士们知道治学之要，研讨（文字非常）精深，他们的见解可以传示后人（所以我采编以成此书）。这时是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正月初一。

我是许氏的苗裔，祖宗应从炎帝、神农算起。远祖缙云氏辅佐过黄帝，远祖共工氏的帝位被高辛氏接替，远祖太岳氏辅佐夏禹，太岳氏的后人吕叔护卫周朝，被周天子分封到许，托庇祖宗护佑，许氏世代相继。自那以后许家又从许地迁到汝南，从此我的嫡宗就住在汝水边。

我仰慕圣人，不揣冒昧想挨近圣人之门。圣门高大得怎样？像南山一样崔巍。我想中途作罢，但又不能。我已经用尽了鲁钝之才，可惜「道味」未通，听到「疑」也只能记个「疑」。我推演圣人造字之意，编述了自己的浅薄见解。我对这门学问懂得不多，倘若有明显错误，希望通家纠正它。

二、原文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搜趣网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www.souquanme.com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

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

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

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三、出处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序》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许慎所处的时代，古文经与今文经的论争非常激烈。今文经的儒生大多认为当时通行的用隶书书写的经典，都是父子相传，不可怀疑，不可更改的。他们解说字义不严肃，谬语较多。而古文经的儒生则认为从孔壁中发掘出来的用六国文字书写的经典是可靠的。

这场斗争对经学和文字学的兴旺发展是有益的。处于这个时代的许慎，“性淳笃”，且“博学经籍”，并注意研究周秦时的西土文字籀书及“孔壁古文”（又称东土文字），尤其着力于小篆和六书，诸如《仓颉》、《博学》、《凡将》、《急救》、《训纂》等字书。由此，他给后来撰写《说文解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慎认为，有文字而后有五经，今文经学随意解说文字，是“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要纠正今文经的妄说，提高古文经的信度，“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必须弄懂文字的结构、读音及其意义。

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许慎搜集到大量的//www.souquanme.com小篆、古文、籀文资料，并且以广博的经学知识为基础，根据六书条例，在从贾逵受古学之时，即着手编写《说文解字》，历时10年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正月草成这部巨著。www.souquanme.com

二、作品赏析

《说文解字序》，又作《说文解字叙》。文字篇幅较长，大致讲了五层意思：一、阐述周代以前文字的源流；二、介绍自周代到秦文字的演变；三，介绍汉以后文字的概况及其研究； 四、指出后汉尊崇隶书反对古文的错误；五、说明作书的态度、意义和体例。

其中心，是阐述汉代书体与古文的联系、分析传统六书，讨论文字与象形的联系，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古文，不要忘记文字象形的特点，这样习才能正确理解文字的内涵，懂得作书的意义。这篇叙，既是对《说文》提纲挈领的概述，也对书法、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作者简介

许慎（约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人，由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入为太尉南阁祭酒。尝从贾逵受古学，博通经籍，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所著除《说文解字》外，还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书，今皆散佚。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后汉书儒林列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说文解字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说文解字

在辽朝据北，宋朝据南，南北对峙的情况下，辽人反复强调颇值得深思的命题:“南北一家说”。

保宁六年(974年)，辽涿州刺史耶律琮(即耶律术昌、耶律合住)致书北宋知雄州孙全兴，以通和好。其中写有:“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这句话可作如下的展开：尽管人为的分成南北两个政权，但自古至今，经济、政治、文化，甚至血统都是相同的。正是“南北一家”的另一种说法。其实此信并非耶律琮个人所为，而代表北朝皇帝景宗。就在这种思想的前提下，经双方努力，终于实现辽宋最早而且具有重大意义的“保宁议和”。

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朝辽兴宗致书南朝宋仁宗。其中写道:“封圻殊两国之名，方册纪一家之美。”

重熙十二年(1043年)，辽兴宗为调节宋夏纠纷，致宋仁宗信中表示，宋辽“两朝事同一家”。

咸雍十年(1074年)，辽道宗致书宋神宗，其中明确指出，辽宋“虽境分二国，克保欢和，而义若一家，共思于悠永。”

萧普女太后主持北辽政权时，致书宋徽宗，写有辽宋“义笃一家，誓传百襈。”

对上面史料需略加说明。辽朝皇帝、太后和大臣，在《国书》中多次使用“南北一家”的命题。如此高的使用率反映他们对该命题具有一定的感情。它的提法，按时间似乎有个趋势，后面比前面较直接、明确。这种现象反映辽人对它的认识，系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深入。“义若一家”、“义笃一家”等并非外交辞令，而是有特定的涵义:从道义、广义上说汉契是个“大家庭”，这是由历史、现实等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辽方大半是在辽宋矛盾尖锐时强调这个命题。同时还表示愿意“敦夙契”，“保欢和”，把犹如“一家”的美好关系写入史册，以便“传百世”。

既然作为南朝的北宋是中国：那么，在“南北一家”中，作为北朝的辽岂能置于中国之外？契丹人岂为“异类”？就地望言，“南北一家”；就民族言，“汉契一家”。二者涵义，比“汉契一体”更亲切。“南北一家”的命题，较为形象地反映“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

重熙十五年(1046年)，兴宗在对都林牙萧韩家奴的诏书中写道：“……我朝之兴，世有明德，……中外向化。”

清宁三年(1057年)，道宗《赐高丽国王册》云：“推恩信于万邦，宁分中外。”

兴宗诏书里的“中外向化”一语与前后文联系起来考虑，方能得其本意:辽朝建立后，由于世代德政而赢得“中外”的向往、思慕。这里的“中”，当指“中国”；但绝非北宋而是辽朝自身。“外”，无疑是指高丽、西夏等外国。道宗《册文》里的“宁分中外”一语，也是如此。

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夹山地区党项呆儿部杀辽军逃入西夏，西夏纳之。辽夏矛盾尖锐化。于是兴宗决意起兵讨西夏。起兵前，遣使耶律元衡持书告北宋。最有意思的是书中写有“元昊负中国当诛”一语。

显然兴宗要以“中国名义”，打着“中国旗号”讨伐西夏皇帝元昊。兴宗在《国书》中以“中国”自居是有目的的。以此试探宋人的反应，并争取他们承认辽朝也是中国，以便冲破宋人独称中国的垄断局面。

大安末(最后一年系1094年)，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西边诸蕃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汉族儒士刘辉在上书中毫不隐饰的称辽朝为“中国”。这并非《辽史》校刊的错误。因为南监本、北监本和百衲本的《辽史》都是这样写的。也不是刘辉的笔误。因为臣下向君主上书是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行文和书写不容有半点马虎，在国家称谓上更不能出错。刘辉使用这个称谓，白纸黑字，千真万确。对此，不应作任何歪曲性的解释。

在《诏书》、《国书》和《册文》等正式文件中，都能找到辽人以中国自居的佐证。既然皇帝这样，那么臣下不可避免的也要效仿。显然这既不是埋藏在心里的活动，也不是个别人的偶然现象。另外，这种称谓似乎有个发展过程。兴宗朝以前，不甚明显；兴宗朝及其以后，频繁化、公开化。由此可见，辽人“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相当强烈。

中国历史上几个政权并存的时候，住住发生“正统”之争。胜利者则在理论、道义上处于主导或支配地位。失败者被迫以“闰位”、“潜伪”相称。自然处于次要或依服地位。这种争夺，有时很激烈。

辽与五代对峙中，人们认为，正统当然属于后者，尽管其中的后晋是在辽朝支持下建立，并向其称臣，受其卵翼。辽与北宋对峙时，正统更应属于北宋。“夷狄”所建的辽朝，还得继续坐在“闰位”或“外臣”的椅子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复杂。主要是“华夷之辨”的制约。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具有“先天性”的不足。然而辽人很快认识到正统地位的重要，对这张“闰位”的椅子，当然不能心甘情愿。

辽人对“先天性”不足，不断以“汉化”政策予以弥补。与此同时，在“天命人心”上狠下功夫;因为它是我国封建社会里能否取得“正统”地位的传统条件之一。

为了阿保机建国称帝，其军师式的人物耶律曷鲁提出“天人所与”，“人不可拂”的说教。实际上他们把辽朝诸帝的主要行动，总愿归结为“到处承天意，皆捧同日心”，“上承天命”。甚至灭后唐立石晋时，也自称“天事人心”，救“茫茫生民”于“涂炭”。

辽朝九帝的尊号不仅带有“天”字，而且都占据重要地位。辽人敬天观念比较突出。统治阶级的“重民”思想也值得注意，许多政策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敬天重民”是“天命人心”的必然。以此索取天命人心之公。

辽朝“正统”地位最大的反对者，当然是宋朝。辽宋经长期战争，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缔结“澶渊之盟”。他用盟约形式迫使北宋承认辽宋并列及南北对等的政治格局。其后，正常情况下，双方关系方面的《国书》均以“兄弟”相称。这就意味着辽人已冲破宋人长期以来重宋轻辽，贵夏贱夷、垄断正统的传统观念和作法。于是在中华大地上，辽与宋各为正统的政治局面，使得到更广泛的承认。

尽管如此，但在理论、与论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宣传辽朝的正统地位。

秦朝以后，历代帝王相传的御玺称“传国玺”或“传国宝”。它代表“受命于天”，至高无尚的皇权和中国正统的地位。这是秦朝以来我国封建政治传统的特征之一。故立国建邦者，必然拼命争夺之。开运三年(946年)，太宗灭后晋，得传国玺。自认“天授”中国正统于辽朝，由此争夺正统的信心大为增强。

重熙七年(1038年)六月，兴宗试进士，并出题《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邢彭年等五十五人及第。那么应试考生必然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纵然其答卷不能再现，但可以肯定，承认辽为中国正统是他们登第以至仕宦生活的关键或前提。偌多汉族儒士按兴宗定下的基调论述和发挥这个题目，似乎是变象的理论研究、扩大舆论和加强宣传。此事说明，辽对中国正统的要求，已成为契丹皇帝非常关注，并纳入进士考题的重要问题。

辽人以中国正统自居的史料很多。前文提及的那位汉族儒士刘辉于寿昌二年(1096年)上书:“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恬不经意”，“妄加贬訾”。对此极为气愤，并提出报复手段。道宗嘉其言，迁其官。该现象无疑是以正统自信之心态的强烈反映。

寿昌六年(1100年)，道宗在《赐高丽国王太子册》里写道:“朕……绍百王之正统。眷言日域，夹辅天朝。”不仅肯定自己继承中国之正统，而且还以中国政权常使用的“天朝”自居。既然如此，那么必需得有深刻而坚定的“汉契一体”之中华观念作为前提。

《辽史》

《太平治迹统类》

《全辽文》

《续资治通鉴长编》

《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