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类”中，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找出40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高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上世纪80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
“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俭、勤、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就当不了清官。
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克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批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74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
(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朱良亲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吊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作“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www.souquanme.com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而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
(清余怀：《东山谈苑》卷三)难得的是，张玮家人都理解他、支持他。张玮病死于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竞饥寒而死，令人无限感慨!显然，清官赖以生存的小环境至为重要，亦即妻儿、部下是否贪心。若老婆、孩子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某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绸缎铺、木材行；部下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试想，在这样的小环境下，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张玮说的“为清官甚难”，实在是肺腑之言。
惟其如此，明代清官江一麟夫妇相规的事迹，很值得称道。江一麟是婺源人，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将北行，他取出俸银十两，令州民赵锷修船。及登舟，见修理一新，问花了多少银子?赵锷说10两。江一麟不信，认为10两银子不够，便暗查各色工匠费，实际上花了20多两银子。于是又取银6两，扇子30把，墨2斤，折银4两多偿还。赵锷不肯收，但因江公坚持，只好收下。江夫人一向贤惠，谓公日：“既知10两，即当如数偿之，而则以扇墨酬其劳可也，何必又用这些折银?”江公不禁脸红，赶紧又补了4两银子，赵锷更加不敢收下。江公生气地说：
“乃使我不如一妇人耶?”清初作家龚炜对此评曰：“予以公之偿锷已足，夫人犹以为歉，公以夫人之语，而犹以不如妇人为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规，施德于民者尽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二)笔者认为，这个评论是公允、深刻的，因感慨于此也写过一首打油诗：妻贤淡泊在陋巷，居家严分公私账；后院倘若有贪婆，清官肯定无指望!
正因为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的清官，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山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50余年，寿至93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窑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可谓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则敢于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啊!如宋代的包拯，在仁宗提拔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时，上殿直谏，“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包拯如此刚正不阿，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辣水记闻》卷十)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竞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吓得当场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岁头争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说“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呼朕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蘧编》卷十二)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足可流芳百世了。
现在，中国历史已进入21世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清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百姓手中无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然而，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我们不懈的呼唤!
(作者： 王春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求是》 2005年第3期
“天下清官第一”张伯行
张伯行 (1651年一1725年)，宇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 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他由县学生中举，再成进士。中进 士后又返乡读书。数年后赴吏部再试，补授内阁中书，历任中书舍 人、济宁佥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 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他居官清正廉明，康熙称之为“天下清官 第一”。他在离开江苏任时，百姓沿途才目送，并称赞他：任官数年， “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 公”。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这段名言堪称为官者的金绳铁矩，其作者就是清代康熙年间有“天下第一清官''美誉的张伯行。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赴任后，张伯行立即发布檄文《禁止馈送檄》，严禁下属馈送钱物，以整顿当时日益盛行的贪腐之风，这段名言就是出目此檄文。
张伯行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后经考选，授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后父丧归里，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
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年 ) 六月，天降大雨，河堤被冲垮，张伯行招集乡民用口袋装土来堵住决口。河道总督张鹏翮了解
到他的事迹后，觉得他有治理河务的才干，就上疏举荐。康熙命他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并负责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四十二年 (1703 年 ) ，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赶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康熙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多石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张伯行的雷厉风行却被山东布政使指责为独断专行，并要上疏弹劾，张伯行分辩道：“我是奉皇上的旨意来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 ? 还是以人命为重 ? ''布政使无言以对，只好作罢。四十五年 (1706 年 ) ，康熙南巡时，专门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的匾额。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 (1707 年 ) ，康熙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而张伯行却没有因此被上级官员推荐提拔。康熙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
新上任的张伯行立即为民做了一系列实事，如上疏请求免去台湾、风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两年后，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康熙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请求噶礼联名上疏，噶礼没有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康熙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康熙对张伯行的意见没有采
纳，于是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康熙没有允许。张鹏翮请求责成张伯行的前任巡抚于准及宜思恭赔偿十六万，其余用官员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康熙说：“江南亏空钱粮，并不是因为官吏侵吞。我南巡时，总督、巡抚随意挪用公款而下级官吏不敢议论。如果责成新任官吏来补偿，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让查明南巡时用款情况上报。张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县现无着落的钱粮十万八千，康熙命令一律免于赔偿。
康熙五十年 (1711 年 ) ，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暗中与噶礼勾结，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发榜后，苏州土子大哗，抬着财神进入学宫以示不满。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实际情况上报。康熙皇帝命令张伯行、噶礼同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审此案。皇上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嘲 L 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还有噶礼受贿银五十万两的情况。由于牵涉到噶礼，案子错综复杂，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张伯行上疏弹劾噶礼。噶礼不甘坐以待毙，也罗列出张伯行的七条“罪状”上奏。康熙在这样的形势下先把二人都解了职。不久张鹏翮的调查结果出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康熙觉得张鹏翮等的调查结果是故意为噶礼掩饰，就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却仍旧与张鹏翮的意见相同。康熙对此非常不满，说：“张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调查结果一定有问题。”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第二天，康熙把九卿等叫来．对他们说：“张伯行为官清正廉洁，噶礼品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许多地方必然受到噶礼的盘剥。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在康熙的力保下，再次进行调查，结果终于夺去噶礼的官位，命张伯行复职。
在张伯行被解职期间，苏州、扬州百姓听到消息之后罢市抗议。老百姓拥到会馆，因为平时就知道张伯行清廉不贪，肯定不会接受礼物，便用水果蔬菜相送。张伯行依然婉言拒绝，百姓们哭道： “你在任，没喝过我们一杯水；现在要走了，不要推脱我们的一点心意广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把青菜；受审结束回来路过扬州，百姓们为防张伯行有什么不测，竟有数万人聚集江岸护送。后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的消息传出，江苏官民额手相庆，纷纷写下红幅贴在门旁：“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
五十三年 (1714 年 ) ，张伯行上疏请严海禁，并弹劾钦元藏匿勾结海盗的罪犯张令涛于官署中，请求逮捕治罪。康熙命总督赫寿调查审理，赫寿庇护令涛，以通贼事查无实据而上报。皇上又命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调查此案，张鹏翮等奏报令涛无罪，反而请求夺去张伯行的官职。张伯行解任之后，张鹏翮等仍不放过他，以他诬陷良民，挟私报复，要求斩首。张伯行对此恬然处之，昼夜读书不辍，身体倒日见硬朗。康熙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心存怀疑，就把张伯行召到京城，问他：“人要没有私心才好。”张伯行说：“我没有私心。”康熙说：“你没有私心也就是圣人了，怎么还有人告你呢 ? ”张伯行对答说：“仁者没有私心合乎情理，而我作为官员虽然没有私心，但我所做的不一定合乎情理。”康熙认为张伯行说的在理，于是在刑法部门也同意对其治罪的情况下，毅然免了张伯行的罪，并调他到京城来。
不久，张伯行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充当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后授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又充当会试副考官。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雍正元年，即 1723 年，升张伯行为礼部尚书，两年后， 1725 年的 2 月 16 日，一代清官张伯行不幸病逝，享年 75 岁。张伯行留下遗疏，请求推崇儒学，奖励直臣。雍正悲痛悼念他，赐谥号“清恪”，意思是为官清廉，恪勤职守，很精确地概括了张伯行的一生。
张伯行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百姓，对金钱毫不染指。他嫉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
张伯行所书的《禁止馈送檄》檄文虽短，却字字句句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张伯行为官二十余年，从不带家眷上任，也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言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清官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思想。正所谓无欲则刚，这正是他几遭弹劾，终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也是时至今日，他的高风亮节仍令人感动和钦敬的根本之所在。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 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 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 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 “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 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 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 ，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 钱太守”
�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 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 。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 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 自己的操守。
�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 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 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 三百两。
�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 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 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 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 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 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手好不要钱
清乾隆进士王杰为人刚直敢言，不附权贵。当时和坤在朝中专权，大臣 都不取得罪他。惟王杰每每与其据理力争。有一次，议政完毕，和坤有意戏弄王杰，拉着他 的搜趣网手说：“好白嫩的手啊！”王杰正颜厉色地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 坤羞愧而去。

　　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教导为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
　　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这也是孔子从人的内在心灵的需求中所揭示出来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命题。这些命题表现了孔子对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刻性，也是孔子哲学之所以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在孔子回答什么是“仁”和“恕”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命题。“仁”的基本意思就是“爱人”，包含亲亲、泛爱众、仁民爱物。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说文心部》“恕，仁也”。“恕”属于仁的范畴，“恕”的基本意思是“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是从人的本性是善的这一人性假设出发的。要求用自己的仁心和善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善心出发去处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个命题中包含着要分清两个对立的的概念，即“所欲”与“所恶”，这是从人的个人主体出发而体验到的，人的全部心灵活动和行为追求，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东西，也整个人类主体所能共同感悟到的。“己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是“所恶”，它的反面就是“所欲”，即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小问》）。相反，“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亦是“仁”。所以，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中，体现着人类的伟大的“爱”。其中所包含的“微言”或真谛，就是“泛爱博施”。
　　关于人的类的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人意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差别，意识到灵魂与肉体差别，进而追索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思考自身的来源和归宿，思考对外部世界的终极解释以及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人意识到自身是区别于自然的存在，因而人类逐渐确立了“群类”的观念，确立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主体意识。关于人个体的主体意识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中出现的。在人的群类的内部，自身与别人、自身与整体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呢？中国的先哲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孔子总结了前人探索的成果，建立了“仁”的哲学，肯定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之外，还强调个体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表明孔子对人的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深刻的见解。孔子的这种个体的主体意识中，这是相对于群体来说的。因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脱离了群体，就成了孤立的个人，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脱离群体的个人，将可能丧失人性的某些规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必然逻辑是己之所欲，应施之于人。不论所欲与施还是所恶勿施，都应该站在人类的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不欲的东西，不要施加于人，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就要自觉的给与别人。这种个人的所欲与所恶，是群体为其参照的。在儒家看来，只有把自己溶入群体中，才算是一个完满的人。作为人nzqyJCJsHn本质规定的“仁”，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得确定的，脱离了群体的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在肯定自己时要肯定别人，肯定了别人，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处于人与人的因缘和合之中的。
　　在人类社会中，个人作为类的一份子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安全、物质利益、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爱的，应所恶勿施，所欲与之。但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当权者和黎民百姓、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所施与勿施的主体是当权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应该施德于民，施教于民，施政于民，施富于民。庶民之间也应该树立和实施所施与勿施的思想，人人都应该施恩惠于他人，这就体现了人与之间的爱与社会的和谐。
　　二
　　孔子“所恶勿施”与“立人达人”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虽然只是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模糊性命题，但孔子实质上是坚持的人性善。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这就说明了人的内在本质是善的，孔子的这一实质性的思想，被孟子明确地揭示出来。孟子认为，人的善的本性是先天的，它来源于“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这“四端”中包含有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恻隐之心萌发出仁德来，羞恶之心萌发出义德来，辞让之心萌发出义德来，是非之心萌发出智德来。这“四德”是人人本身有固有的。由于人具有这种善性，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不要违背了人的善的本性。执政者得民心的疹结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欲与之”民就会爱其上，一个政权“民而爱之则存”，相反，如果“所恶而施”，民就会怨恶其上，民“恶之则亡也”。（《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在孟子看来，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善性发挥出来，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感应，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沟通。“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韩诗外传》）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找到了心灵的感招点，作为执政者就应该“施泽于民”，“施实德于民”；作为庶民百姓，就应该施恩惠于人。每个人都根据所处环境和地位，把德泽施之于人，不就都可以成为尧舜了吗？人人都从善的本性出发，将心比心，推行“忠恕”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就容易沟通，这是因为人都有共同的欲望和需求，或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所就的那样。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性者，天之就也”，人恶的本性是天然的。“情者，性之质也”，情是人性的内容。“欲者，情之应也”，欲是情的反应。情欲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天子到庶民百姓都是这样。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仍然主张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这是顺应人的本性的。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多欲，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礼义道德是人为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厌恶因好利多欲而引起的争夺暴乱，厌恶“偏险悖乱”的社会状况；追求和谐平衡的人际关系和正理平治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欲望，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不外如此，因为欲是人的本性的一部份。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自己所欲的东西，并不等于人家不欲。人人都有欲望而且不可止尽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去，求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荀子正名》）为了达到“近尽”和“节求”的目的，就需要制定“礼义”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人最大欲望就是“贵乎生”，“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通过“礼”的规定来满足人的欲望，又使人的欲望节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换言之，就是所欲与之，只不过是有条件的满足。一般说来，凡人之所欲皆与之，是不可能的。“人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指整个人类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所以，荀子所主张的“近欲”和“节求”是很合乎实际的。
　　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德实践原则，孔子还强调作为国家各级政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要了解和研究人性问题，不了解人性就不能有效的施政和进行有效的管理。“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之官》）“以生”指人先天具有的善的本性，“有习”指人的善性的丧失而染上的恶习。人的善的本性要求“爱人”，也要求被人“所爱”。以己之心推度他人之心，成己成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成人之美，不把自己所厌恶的、所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别人；同时把合乎人性需求的、自己所响往的东西施之于他人，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以至整个就能处在和谐协同之中，人的善的本性就会能够得到发扬，否则，人的邪恶（不论它是先天的本性，还是后天的染习）就会滋长、漫延、泛滥，破坏社会的安宁和稳定，使人们丧失了生活基本保证，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研究人性，认识人性以及每一个人正确认识自身，是实践仁德的重要基础。探索人性的目的就是要理解“人类之爱”，“所谓爱就是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对象中发现自己”。“理解了自己也就理解了他人”，“对于自己茫然无知的人所看见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灰色，只有在能够用闪烁的眼光凝视自己的灵魂的人的面前，一切事物才会在光彩夺目的交错之中，扩展开来”，“能够透切地理解自己的个性的人，即使在最平凡的人中间，也能发现形形色色的个性”，“个性不可能给予，而只能去获得”，“只有恁借爱才能理解他人的个性。摈弃区别，选择的理智，抱以温柔的情意才能理解他人的个性。不以即兴的印象和反复无常的直观，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爱和细致的洞察去把握个性”，“你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日本三木清：《人生论笔记》）三木清先生的这段话，说明只理解自己，才能理解别人；只有用爱心，才能理解别人。现在有的人，表面上看他在潜心学佛，似乎在忏悔自己的过失或罪过，似乎心向善了，但实际上满心邪念，贪 痴全有，经常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有的人我执和法执都过重，自我膨涨，心机叵测，排斥一切人，名和利都想个人独占，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有事业上的成功。这种不具有起码的人的善性，更不具有佛性。由于没有自性，就不能认识自己，也就不能认识他人，也就不能从对象中发现自己。因而他不懂得，也不能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
　　三
　　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在注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引《韩诗外传》的话之后说：“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见《论语正义颜渊第十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都体现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孔子在回答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的提问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对“仁”和“圣”这两个概念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圣”高于“仁”。刘宝楠解释说：“仁”和“圣”共通的地方“皆推心之恕，以长养万物”，不同的是“仁”的德泽范围较窄，圣的“德”泽较广大。“仁训爱，圣训通，并见《说文》，为最初之谊。通之为言无凝滞也，无阻碍也。是故通乎天地、阴阳、柔刚之道，而后可以事天//www.souquanme.com察地，通乎人仁义之道，而后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义有未能明晓，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滞阻碍，而有所不通矣。如此以之自治，则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则多所拂逆。”“博施济众，无一人不遂其欲”，“广施恩惠，言君无私，德能遍及”于大众，“仁道大成”，就称为“圣”，所以“圣”高于“仁”。由此可见，“博施济众”是德泽广大的圣德，也是合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旨的。
　　1，施德教于民。孔子主张“导之以礼，齐之以德”（《论语为政》），反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他认为，只有用“礼”和“德”施教于人，才能启发人的道德自觉，才能使人能认识自己的价值，树立自尊的意识。自尊是人的觉悟，也是人的一种德行。人如果丧失了自尊，近乎于禽兽。因为，有的高级哺乳动物有羞愧之心，有某种自尊。人的自尊是建立在人对自身价值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体现了自尊的基础由尊重他人。如果，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施之于人，或强加于人，那说是失了作人的良知，丧失了作人的规定。贪图享受的人，不但不愿意作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而且简单的一般性劳动也都不愿意作，那么他的享受和享乐又是谁给他创造的呢？当然是别人所付出的劳动。自己不愿意劳动，却又别人去劳动，这种人丧失了作人品德，成了个人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往往丧失自尊。个人主义横行的世道，不是协调祥和的世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心比心，都真正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就会减少磨擦、减少矛盾、减少怨恨。要做到这一点，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所以，施德教于民，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为政者不可忽视的任务www.souquanme.com。古代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礼”和“乐”的社会功能都是能使之人与之保持和谐与协合，并且使能人的内心也保持平衡，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合乎人性的要求。
　　2，施仁政于民。恶政和暴政从来是人民所厌恶的，仁政是民众所响往的。为政者要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体谅、体察普遍民众的愿望，特别最低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的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速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减少征战，不得已要进行的正义战争，也宜速决。为政者在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重视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都不愿意的，自己都十分厌恶的东西施加给别人，为政者更不应该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施加给民众。
　　3，施富裕于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人之欲天必从之。物质生活是民众生存的基础。人来之于自然，自我价值的确定，使之归从于社会，因而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它必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为保持生命的延续，必须要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人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的方式、手段和本质皆与动物不同。因此人的生存需求，仍然是第一层次的需求。所以，不断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民众的对物质生活的“所欲”，是执政者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同上）只要执政者实行“裕民富民”的政策，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就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从历史上和现实都清楚地表明：只有实行富民的政策，使民富之，才能使社会安定，才能使国家强盛，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4，给人的灵魂建立一个家园，是施仁政的一个方面。物质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但不是全部生活。人的物质生活满足之后，需要文化精神生活。文化精神生活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人有十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他的精神空虚，价值观被扭曲，失去理想和真正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他很可能颓废，甚至走上犯罪。就人的本性来说，人人都有美的追求，人人都希望自己不但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还要有美好的文化精神生活，都希望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寄托之处。有的人喜欢音乐、绘画、文艺作品，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艺术世界里；有的人喜欢探索宇宙和社会的秘密，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学术园地里；有的人喜欢花鸟、旅游，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消闲时空中；有的人信仰宗教，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彼岸世界里。总之，要使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人的生活，为政者必须要给民众创造一个文化精神生活丰富的空间，以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
　　总之，我们从“所欲与施”与“所恶无施”的辩证关系中，体悟到了所施的价值，也体悟到孔子“博施济众”的真谛，那就是从爱民的立场出发，满足民众各方面的需求，才是对民众的真正的爱。
　　四
　　从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从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体悟到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
　　针对世界性的道德堕落、各种犯罪、生态环境的破坏、各种地区性战争冲突、国与国之间外交纠纷以及在我国大陆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现象，理应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古代哲人的智慧训导中吸取智慧，以此作为思想的指导，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国家主权的丧失，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被霸占，都不希望国家统一爱到破坏等等。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出发，那就任何一个国家就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不要去侵夺别国的领土，不要去破坏别国的统一，不要把战争强加给别国人民，不要去奴役别国人民等等。要想自己的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也就不要去侵犯别国的主权；要想自己的国家发达，也就要让别人国家也发达；要想自己的国家强盛，也就要让别人国家强盛等等。但是，有的国家不是这样，他找出种种借口，种种理由去干涉别国的内政，限制别国的经济发展，限制别国的贸易，甚至施加种种压力，心怕一些发展中国家富强了。世界上的这些奇怪现象，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各国的政治家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如果能够懂得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欲达人”的训导，那么，世界将可能更安宁一些，将可能更人道一些，各种纠纷和磨擦就会更少一些。
　　从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来看，任何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他们只能对于一种或几种产品来说是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于他所消费的大量商品来说，他还是一个消费者，所以他们也应该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自己不愿意买到伪劣产品，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伪劣产品；自己怕火灾，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电器或燃器具；自己怕吃劣质药品危及生命，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药品；自己怕吃到劣质的、有毒的食品而影响身体健康或者危及生命，自己就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的、有毒的食品等等。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伪劣产品，是一些人为利所驱使而丧失了“良知”，丧失了人性。如果他们能重新发现自己的“良知”，找回丧失了的人性，用孔子的仁爱之心来洗去自己心中的邪恶，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将可能是有价值的。
　　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应该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处理。管理者的任务主要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使其内部的人际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之间人际达到和谐，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重视人，尊重人。管理首先要尊重你的部属和职工，这样也就达到了下属和职工尊重你的目的。作为下属和职工欲使自己受到尊敬，你也必须尊重你的上司。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就能达到组织内部的和谐。管理者对自己部属和职工的尊重，不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还应该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人本主义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主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施之于企业管理，用之于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正是人本主义原则的表现。
　　从日常的人与人相处的关系来看，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强人所为，不夺人所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成己成物，就能相处得和谐。能不能用忠恕道去理解人，帮助人，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是一个是否文明，是否有教养的标志。一些缺乏教养的人，与别发生一点点小的磨擦就出语伤人，有时把矛盾弄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甚至犯罪。个人教养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离不开孔子的忠恕之道的。
　　总之，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之德和忠恕之道，对于建设一个文明的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必须大力加以弘扬。

原文：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於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
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
“可。”於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古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於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於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孙武既死，后百馀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於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
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於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於是忌进孙子於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於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
可。”於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罢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於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於桂陵，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於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陕，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於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於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
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
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於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
“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於是魏文候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
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
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
“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於子乎？属之於我乎？”起
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
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
公叔曰：“柰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
‘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
曰：‘柰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
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
也，则必辞。”於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
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 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 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 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馀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
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 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 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译文：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子孙，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做了魏国将军，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孙膑，产生妒嫉之心。暗中召来孙膑，假借罪名，断其双足，并在脸上刺了字，想叫他不敢抛头露面。作者实写孙膑的不幸遭遇，虚写他的军事才能。他的传记中，继上文虚线又连续正面记述了他的三个故事：教田忌赛马取胜的方法；围魏救赵；马陵道与庞涓智斗。这都充分表现了孙膑过人的智谋和卓越的战略、战术思想。围魏救赵，是体现他战略思想的典范。他准确地把握形势，认为魏军的精锐部队在外精疲力尽，国内老弱残兵疲惫不堪。他让田忌率军火速挺进大梁，占据要道，冲其方虚。果然迫使魏军回师自救。这样不仅解了赵国之围，又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效果。毛泽东同志在《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一文中，就引用了“围魏救赵”的打法。马陵道智斗，写得极为精采。这简直是一场心理战争。孙膑紧紧抓住魏军凶悍勇猛、一向瞧不起被称为胆小怯弱的齐兵的心理，运用兵法，精心谋划，巧妙布署，掌握时间，利用地形，设下埋伏，终于迫使庞涓自刎于孙膑的策划之下。
吴起被任命主将，跟下等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亲自背负军粮，为士兵亲吮毒疮，同甘共苦，士卒为之效死。诚如李克所说，带兵打仗，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他善于用兵，在西河地区抵御了强秦和韩国。他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还是很有见地的政治家。他规劝魏武侯：政权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以恩德而不在乎山川形势的险要。他在魏、楚都积极革新政治，和官僚贵族作斗争，为魏、楚两国富国强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者把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国度的三位军事家和许多的人物，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事件，通过“兵法”连缀一起，戏剧性地刻画了多种栩栩如生的性格，诸如孙武执法如山不苟言笑，吴起求将杀妻、“啮臂而盟”，庞涓妒嫉……形象鲜明又各具特征，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孙子名武，是齐国人。因为他精通兵法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阖庐说：“您的十三篇兵书我都看过了，可用来小规模地试着指挥军队吗？”孙子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回答说：“可以。”于是阖庐答应他试验，叫出宫中美女，共约百八十人。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让吴王阖庐最宠爱的两位侍妾分别担任各队队长，让所有的美女都拿一支戟。然后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背吗？”妇人们回答说：“知道。”孙子说：“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左，你们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右，你们就看右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后，你们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妇人们答道：“是。”号令宣布完毕，于是摆好斧铖等刑具，旋即又把已经宣布的号令多次重复地交待清楚。就击鼓发令，叫她们向右，妇人们都哈哈大笑。孙子说：“纪律还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又多次重复地交待清楚，然后击鼓发令让她们向左，妇人们又都哈哈大笑。孙子说：“纪律弄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现在既然讲得清清楚楚，却不遵照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了。”于是就要杀左、右两队的队长。吴王正在台上观看，见孙子将要杀自己的爱妾，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臣传达命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用兵了，我要没了这两个侍妾，吃起东西来也不香甜，希望你不要杀她们吧。”孙子回答说：“我已经接受命令为将，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然后按顺序任用两队第二人为队长，于是再击鼓发令，妇人们不论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倒、站起都符合号令、纪律的要求，再没有人敢出声。于是孙子派使臣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经操练整齐，大王可以下台来验察她们的演习，任凭大王怎样使用她们，即使叫她们赴汤蹈火也办得到啊。”吴王回答说：“让将军停止演练，回宾馆休息。我不愿下去察看了。”孙子感叹地说：“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从此，吴王阖庐知道孙子果真善于用兵，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后业吴国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克郢都，向北威震齐国和晋国，在诸侯各国名声赫赫，这其间，孙子不仅参与，而且出了很大的力啊。
孙子死后，隔了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个孙膑。孙膑出生在阿城和鄄城一带，也是孙武的后代子孙。他曾经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奉事魏国以后，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却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来，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忌恨他，就假借罪名砍掉他两只脚，并且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抛头露面。
齐国的使臣来到大梁，孙膑以犯人的身份秘密地会见了齐使，进行游说。齐国的使臣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齐国将军田忌不仅赏识他而且还象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田忌经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下很大的赌注。孙膑发现他们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你尽管下大赌注，我能让你取胜。”田忌信以为然，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比赛下了千金的赌注。到临场比赛，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让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三次比赛完了，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终于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于是田忌就把孙子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把他当做老师。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打算任用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说：“受过酷刑的人，不能任主将。”于是就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带蓬帐的车里，暗中谋划。田忌想要率领救兵直奔赵国，孙膑说：“想解开乱丝的人，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解救斗殴的人，不能卷进去胡乱搏击。要扼住争斗者的要害，争斗者因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你不如率领军队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正当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一举解救了赵国之围，而又可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效果。”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离开邯郸回师，在桂陵地方交战，魏军被打得大败。
十三年后，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径直进军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离韩国回魏，而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挺进了。孙膑对田忌说：“那魏军向来凶悍勇猛，看不起齐兵，齐兵被称作胆小怯懦，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要顺应着这样的趋势而加以引导。兵法上说：“用急行军走百里和敌人争利的，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急行军走五十里和敌人争利的，可能有一半士兵掉队。命令军队进入魏境先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庞涓行军三日，特别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放弃了他的步兵，只和他轻装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计他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树皮，露出白木，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命令一万名善于射箭的齐兵，隐伏在马陵道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白木上写着字，就点火照树干上的字，上边的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就万箭齐发，魏军大乱，互不接应。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成定局，就拔剑自刎，临死说：“倒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军就乘胜追击，把魏军彻底击溃，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回国。孙膑也因此名扬天下，后世社会上流传着他的《兵法》。
吴起是卫国人，善于用兵。曾经向曾子求学，奉事鲁国国君。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君想任用吴起为将军，而吴起娶的妻子却是齐国人，因而鲁君怀疑他。当时，吴起一心想成名，就杀了自己的妻子，用来表明他不亲附齐国。鲁君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率领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军打得大败。
鲁国就有的人诋毁吴起说：“吴起为人，是猜疑残忍的。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积蓄足有千金，在外边求官没有结果，把家产也荡尽了，同乡邻里的人笑话他，他就杀掉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然后从卫国的东门逃跑了。他和母亲决别时，咬着自己的胳膊狠狠地说：‘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于是就拜曾子为师。不久，他母亲死了，吴起最终还是没有回去奔丧。曾子瞧不起他并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吴起就到鲁国去，学习兵法来奉事鲁君。鲁君怀疑他，吴起杀掉妻子表明心迹，用来谋求将军的职位。鲁国虽然是个小国，却有着战胜国的名声，那么诸侯各国就要谋算鲁国了。况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鲁君要是重用吴起，就等于抛弃了卫国。”鲁君怀疑吴起，疏远了吴起。
这时，吴起听说魏国文侯贤明，想去奉事他。文侯问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回答说：“吴起贪恋成名而爱好女色，然而要带兵打仗，就是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就任用他为主将，攻打秦国，夺取了五座城池。
吴起做主将，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负着捆扎好的粮食和士兵们同甘共苦。有个士兵生了恶性毒疮，吴起替他吸吮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就放声大哭。有人说：“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将军却亲自替他吸吮浓液，怎么还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不是这样啊，往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就死在敌人手里。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才哭他啊。”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廉洁不贪，待人公平，能取得所有将士的欢心，就任命他担任西河地区的长官，来抗拒秦国和韩国。
魏文侯死后，吴起奉事他的儿子魏武侯。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船到半途，回过头来对吴起说：“山川是如此的险要、壮美哟，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它不修德行，不讲信义，所以夏禹能灭掉它。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它的南边，羊肠坂在它的北面。因为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边，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因为他不施仁德，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政权稳固在于给百姓施以恩德，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武侯回答说：“讲的好。”
吴起做西河守，取得了很高的声望。魏国设置了相位，任命田文做国相。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请让我与您比一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去死战，敌国不敢图谋魏国，您和我比，谁好？”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管理文武百官，让百姓亲附，充实府库的储备，您和我比，谁行？”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拒守西河而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服从归顺，您和我比，谁能？”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这几方面您都不如我，可是您的职位却在我之上，是什么道理呢？”田文说：“田君还年轻，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任，正当处在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吴起沉默了许久，然后说：“应该托付给您啊。”田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比您高的原因啊。”吴起这才明白在这方面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出任国相，娶了魏君的女儿，却畏忌吴起。公叔的仆人说：“吴起是不难赶走的。”公叔问：“怎么办？”那个仆人说：“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誉、声望。您可找机会先对武侯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而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我私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武侯就会说：‘那可怎么办呢？’您就趁机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下来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用这个办法能推断他的心志。’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那就一定不会娶公主了。”当时，吴起见到公主如此地蔑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武侯怀疑吴起，也就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随即就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一向就听说吴起贤能，刚到楚国就任命他为国相。他使法明确，依法办事，令出必行，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冗员，停止疏远王族的按例供给，来抚养战土。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揭穿往来奔走的游说之客。于是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打退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又讨伐了秦国。诸侯各国对楚国的强大感到忧虑。以往被吴起停止供给的疏远王族都想谋害吴起。等悼公一死，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附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攻打吴起的那帮人趁机用箭射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等把悼王安葬停当后，太子即位。就让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太史公说：社会上称道军旅战法的人，无不称道《孙子》十三篇和吴起的《兵法》，这两部书，社会上流传很广，所以我不加论述，只评论他们生平行事所涉及到的情况。俗话说：“能做的未必能说，能说的未必能做。”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英明的，但是他自己却不能预先避免刖足的酷刑。吴起向魏武侯讲凭借地理形势的险要，不如给人民施以恩德的道理，然而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