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易经系辞》第十一章：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
《易经》古代伏羲氏所作，是一本揭示变化的书，由太极阴阳图和八卦及六十四卦构成，伏羲依照“河图”之启示而演成八卦，形成了《易经》典籍的核心内容。

发音 shén ér míng zhī，cún hū qí rén
释义 要真正明白某一事物的奥妙，在于各人的领会。
出处 《易系辞上》：“纪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易系辞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
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
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
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
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
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
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
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
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者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
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
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
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
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
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
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
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
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
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
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
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
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
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
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
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
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
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
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
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
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
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HHxFt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
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
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
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www.souquanme.com神，卦之德
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
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
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
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
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
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
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也。”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
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
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
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现在能找到的，也就楼上那些了！我就不粘贴了！这是《灵宪》的演变过程和一些评价！
　　一、《灵宪》一卷，《灵宪图》一卷。《灵宪》是他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图》是一部天文图。这两部书，《隋书经籍志》都有记载。到《唐书经籍志》，《灵宪》便亡了。过了宋代，《灵宪图》也亡了。《灵宪》一书，后人从类书和引用他的书里辑出首尾相续的还有一千五百多字。
　　二、《浑天仪》一卷，这部书是他的浑天仪器的说明书，隋唐志都有著录，到宋便亡了。现在也有辑本。
　　三、《算罔书》一卷，这书《隋志》尚存，《唐志》便亡了。现在无只字可考。
　　我们根据这些残阙的遗著，和《后汉书》里头的《张衡传》、《律历志》，以及《晋书》、《隋书》的《天文志》中关于张衡的记载，和《九章注》所引张衡的算法，大略还可以考见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
　　《灵宪》是张衡有关天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全面体现了张衡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和发展。原文被《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所征引而传世。文中介绍的天文学要点如下：
　　(1)宇宙的起源。《灵宪》认为，宇宙最初是一派无形无色的阴的精气，幽清寂寞。这是一个很长的阶段，称为“溟滓”。这一阶段乃是道之根。从道根产生道干，气也有了颜色。但是，“浑沌不分”，看不出任何形状，也量不出它的运动速度。这种气叫做“太素”。这又是个很长的阶段，称为“庞鸿”。有了道干以后，开始产生物体。这时，“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搜趣网地配合，产生万物。这一阶段叫做“太玄”，也就是道之实。《灵宪》把宇宙演化三阶段称之为道根、道干、道实。在解释有浑沌不分的太素气时引了《道德经》里的话：“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些都说明了《灵宪》的宇宙起源思想，其渊源是老子的道家哲学。《灵宪》的宇宙起源学说和《淮南子•天文训》的思想十分相像，不过《淮南子》认为在气分清浊之后“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上地下，这是盖天说。而《灵宪》主张清气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这是浑天说。 总之，张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认为宇宙并非生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张衡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古代认为宇宙结构亘古不变的思想传统大异其趣，却和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有所相通。
　　(2)关于宇宙的无限性。战国时代的《尸子》定义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把空间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也和西方古代把二者看成是两个互相割裂的概念大不相同。但是，中国和西方一样，在二者是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上历来也有争论。《庄子》一书中就有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说法。而西汉末年的扬雄却认为“阖天为宇，辟宇为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张衡虽然长期研究扬雄的《太玄经》，并受到扬雄较深的影响，但在宇宙的无限性上却不愿遵循扬雄。《灵宪》认为人目所见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这个范围，人们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宇宙在空间上没有边界，在时间上没有起点。扬雄的思想和目前天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大爆炸宇宙学说在终极本质上是相通的。而张衡的结论却和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合。看来，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还得长期争论下去。
　　(3)关于天地的结构。《灵宪》把天描述成是恒星所在的地方，它是一个偏心率极小的椭球：“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增广千里。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天上有一个北极，枢星正好在这个位置上。日、月、五星都绕它旋转。天还有个南极，是在地底下，人不可见。人目所见的地表面是平的，正在天的中央，“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地是个半球。在地面上来说，如以8尺高的表在同一天正午测量日影长度，则南北相距千里的两个地点所量得的表影长度相差1寸。
　　为什么把天地要设想成是个椭球结构？我们已无法了解，或许，一种可能是囿于传统。早在《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就提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东西比南北长了二千里。《淮南子•坠形训》中也引了这两个数值。可见古人大概相当相信天、地的东西要比南北来得长。
　　地平说和“表影千里差1寸”的理论，过去人们曾以为是盖天说的内容。但若据此即认为《灵宪》的天地结构模形是盖天说，那就不当了。浑天模型和盖天模型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浑天的天是球状的，天可以转到地下去。天不仅有出于地上的北极，还有隐于地下的南极。盖天的天则或像一个盖子笼罩着平地(近人称之为第一次盖天说)，或者和地构成二片平行的曲面(近人称之为第二次盖天说)。总之，天永远在地之上。天只有北极而不可能有南极。因此，从对天的结构认识来看，《灵宪》只能划入浑天说而不能视之为盖天说。关于地的问题，必须指出，历史上的浑盖之争，主要在于天而不在于地。直到唐代一行彻底否定了日影千里差1寸的旧说之前，水平大地的观念还一直存在于浑天说中。就是在一行之后，直到西方天文学传入之前，我国仍然未能建立起明确的球形大地的数理模型。反倒是《灵宪》中的那种“天圆地平”说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4)关于日、月的角直径。《灵宪》记载，日、月角直径为整个天周的“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化成现代通用角度单位即为29′21〃，[根据钱宝琮的研究，认为《灵宪》的“(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当校改为“(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如此则日、月的角直径当为 29′35.3〃]。这和近代天文测量所得的日和月的平均角直径值31′59〃和31′5〃相比，误差都只有2′左右。以二千年前的观测条件而论，张衡测值可谓精确。
　　在张衡之前的《周髀算经》中也介绍过一个观测：用一根8尺高的竿子垂直立于地面，每当太阳过子午线时量竿影长度。当影长正为6尺时，用一根8尺长、孔径1寸的竹管观看太阳。《周髀算经》认为此时太阳视圆面正好充满竹管。由此，《周髀算经》按照“千里差1寸”的比例关系，求得此时太阳距人目为10万里，进而求得太阳的线直径为1250里。由于“千里差1寸”等基本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因而《周髀算经》所得极为荒谬(太阳的线直径实际为139.1万公里)。就观测本身而论，《周髀算经》的结果也是相当粗疏的。按竹管长8尺，孔径1寸计算，太阳角直径为42′58〃。误差比《灵宪》所载大多了。
　　(5)关于月食原因。在张衡之前，人们已对日食的原因有所认识。西汉的刘向就说过：“日蚀者，月往蔽之”(见《开元占经》卷九所引)。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篇》中引述过别人的一种更明确的说法：“或说，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而对于月食原因，则在张衡之前尚无明晰的解释。大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张衡在《灵宪》中就未及日食原因，而是专门论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 这段话中说到，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光月。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这样一种月相理论，在《周髀算经》中已有大概：“日兆(按：通照)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京房说得更为明确：“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开元占经》卷一引)。张衡的月相理论和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所突出的是张衡强调了月相与日、月相对位置的关系。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要问，既然“当日则光盈”，那么何以有时候当日时会有月食呢？对此，张衡回答说：HHxFt“蔽于地也”，即大地挡住了日光，使日光照不到月亮上去了。张衡把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起个名字叫“虚”。月亮进入虚时就发生月食。《灵宪》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不过，再仔细思考一下虚，人们又会提出问题。按照《灵宪》所说的天地结构，地是其下部与天球相密合的半椭球。那么：(i)要使日、月能没入地平且能在地下运动，日、月就只能是两个无厚的圆面，这就和上面说的月相理论相矛盾。(ii)太阳没入地平后光线就会被地半球完全挡住，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投射上月亮。这样，晚上的月亮应该总是看不见的，这也就根本谈不上月食的问题了。要解释这两个矛盾，只能认为《灵宪》中的地有二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相对天来说的地，那是个半椭球。第二层含义是相对日、月来说的，那是孤悬在天球中央的一个较小的固体物。或者，可以把这二层含义统一起来说：孤悬在天内的是一片陆地，此外的地则全是水，故能与天球下半相密合。这样理解之下，则日、月仍可是个圆球；而日到水下之后日光仍能穿透水而照射到月亮上，只有那块相对较小的陆地才能产生一块虚。当然，在这样推测的时候还得再补充一点，即应该认为在张衡看来，水是一种透明度较高的物质，所以深入地下之后的日光仍能穿透厚厚的水层而射到月亮，产生皓然明月。
　　(6)关于五星的运动。《灵宪》中提出了4点极有价值的见解。第一，日、月、五星并非是在天球球壳上，它们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地的远近各有不同。第二，这7个天体的运动速度也不同，离地近的速度快，离地远的速度就慢。第三，《灵宪》用天的力量来说明行星之所以有留、逆、迟、速等运动变化现象(“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第四，按照五星离地远近及其运行的快慢，可以将它们分成两类。一类附于月，属阴，包括水星和金星。另一类附于日，属阳，包括火星、木星和土星。
　　《灵宪》上述这4点都很有意思。其中第一点可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实际情况要比这种概括复杂得多。第二点则与古希腊人的思想完全相合。而在中国，则在张衡之前还没有人提起过，并且在他之后也未对此点给予重视，这就使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点虽然说得非常含混难解，而且完全不正确，但它却显然是在寻求说明行星运动之所以有顺逆迟速的力学原因。这种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个天文学史上大书一笔。1500多年之后，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里提到了类似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对日、月、五星有一种类似磁石吸针的力量。王锡阐的思想的力学性就更明确了。虽然张衡、王锡阐的思想都并不正确，但是行星和它们的卫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地球是一颗行星)的运动，的确都是受到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这些天体运动中的力学原因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西方，对于这种力学原因的探讨在张衡之后的1000多年里仍然是没有的。许多伟大的希腊天文学家都只有对日、月、五星的运动作精细的运动学描述，而从未想到过解释其力学原因。力学原因的探讨要直到16世纪科学革命开始之后才被提出来。第四点也很有意思。《灵宪》的行星分类正好是太阳系中内行星与外行星的分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是绕太阳转的，而月亮则是绕地球转的。所以，“附于月”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张衡和其他古人一样，把月亮作为阴的代表。不过，从金、水两内行星的运动来说，人目所见的鲜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只能从晨出于东方开始一个会合周期。而内行星则在一个会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于东方，而且还可以像月亮一样，昏出于西方。正是由于这种昏出于西方的相似性，《灵宪》才提出“附于月”的说法。
　　(7)关于星官。满天繁星，古人将它们组合成一个个星组，以便于对它们进行辨认和观测。这些星组少则一星，多则数十星。这样的星组古人称之为星官。由于各个天文学家的取舍、组合方法并不都相同，因此形成了许多家不同的星官体系。直到张衡时代，流传于世的星官体系有以《史记•天官书》为代表的体系，有石氏、甘氏、黄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体系。对这些各有特色的体系，张衡作了一番比较、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发展出了一整套收罗恒星最多的新体系。《灵宪》记载，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张衡的这一星官体系整理工作比(三国吴)天文学家陈卓总结甘、石、巫咸三家星官的时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数比陈卓要多得多(陈卓所总结的有283官1464星)，成就当然要比陈卓大。可惜张衡星官体系已经失传，这是我国恒星观测史上的重大损失。
　　与恒星星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灵宪》中提出了星空里还存在一种“微星”即很暗弱的星，其数有11520颗。这个数字并非严格得自实测，而是来自《易经》中神秘的“万物之数”。数字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张衡认为有微星存在，且星数比亮星多得多，这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8)流星和陨星。天空中除了日、月、星(古称三光。星包括行星和恒星)这些常见成员外，还不时见到流星之类的天体。《灵宪》认为“及其(按：指三光)衰也，神歇精■，于是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这里，张衡继承了前人“星坠至地则石也”(《史记•天官书》)的思想，对陨石的来源予以较正确的解释。同时，张衡还探讨了陨星产生的原因，认为是与日、月、星的衰败有关。虽然这个想法不正确(太阳系内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星体，当它们在运行中与地球相遇，进入大气层后因摩擦而燃烧，便成为流星；较大的流星体在大气层中未及烧尽而坠落地面，便成为陨星，或称陨石)，但是，每个天体都有发展到“衰”败死亡的阶段，这却是非常科学的结论。张衡的这个思想非常合乎辩证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搜趣网缺乏的。
　　与陨石相联系，《灵宪》中对恒星的产生也有一种解释：“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种星生于地的见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几百年的天地相应的思想的反映。《灵宪》说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些所谓天地之间的对应，纯粹出于人的主观附会，毫无内涵上的科学联系。例如，所谓天的九位(即古人所谓九天)和地的九域(即所谓九州)全都是中国古人的人为划分。所以，这种相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张衡之所以会有山岳之精气上升为星的想法，原因即在于他见到的陨星至地都是石头，而山岳则正是最多石头的地方。石头又怎能上天？所以必然会想到这是山岳的精气，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为星。这些反映了陨石来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纪，还有天文学家认为陨石并非来自地外的说法。
　　《灵宪》作为一篇杰出的古代天文学著作，当然仍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点外，比如文中还把嫦娥奔月的神话当作事实记载在内，甚至说嫦娥入月后化成了蟾蜍。至于文中流露的种种星占术思想，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倒也不必去苛求张衡。总之，尽管《灵宪》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在天文学史上的意义并不因此而逊色。梁代刘昭赞颂张衡是“天文之妙，冠绝一代”，其评价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灵宪》这篇杰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