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人无处不在,但你却毫无办法”,这句用古文怎么说?
译：贱人时有之，不论地域也，然汝奈若何？

古往今来，做人有不同的标准，但君子之道都是共认的。这说明，谁都不希望与小人为伍，而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头晕脑胀，什么事都干不成。与君子一起，则能信守诺言，相互尊重，彼此常助，而把自己的事业做好做大。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一定要记住这样的做人之本：你应当做君子，而不是小人！
“君子”一词，古而有之，实为做人之楷模。何为君子？古人谓之地位高的人，今指人格高尚之人。为君子者品性高贵，心地善良，谦让有度；小人者生性龌龊。阴险狡诈、心胸狭窄，于是就有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说。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是给“君子”与“小人”划分了界限：
（1）有才能的人未必都是有道德的君子，有道德的人必然不同于小人，所以不能不识别审查。
（2）君子间的交往像水一样清淡，小人间的交往像甜酒一样甘浓。品德高尚的人不以利与人相交，而以德相交。
（3）君子见了别人的危难就同情他，小人见了别人的危难就幸灾乐祸。
（4）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择手段。
（5）君子主保名节，宁死不屈，小人为了目的，卑躬屈膝。
（6）君子以得仁义为快乐，小人以满足邪淫为快乐。君子和小人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情操。
（7）君子喜欢赞扬别人，小人喜欢毁谤别人；君子喜欢给予别人，小人喜欢向别人索取。
（8）君子要求自己严格，小人要求别人严格。
（9）搜趣网君子心地宽广，泰然自若；小人常常忧虑恐惧，惶惶不可终日。
（10）君子使各种意见得到合理的一致，却不随声附和；小人随声附和，而不去合理地解决意见分歧。
（11）君子在穷困时仍然坚持操守，小人一旦穷困，就不能节制自己了。
（12）君子坦然自安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坦然。
（13）君子善于设谋，小人善于猜忌。
依附小人的必定是小人，依附君子的，却不一定是君子，小人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君子谋事不谋人，小人谋人不谋事。在我们这个时代，相信很多人都对小人的危害有切肤之痛。
正常人格意味着人的自尊自强及自我认知，而小人则不然。这种人常常丧失自我，平常表现为情感空虚。他们平日里无所事事，爱打听别人的隐私，传播稳私，天下太平时便捏造事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一个企业里有这样的人，将对企业的凝聚力构成巨大威胁，他们是企业内部的离心力量，如不加以遏制，将耗尽集体的最后一滴智慧，这种小人又被人称为“内耗专家”。
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道理：做成功者首先要学做人，而做人，首先要守道义。当道义与功利目的一www.souquanme.com致时，在为社会尽道义责任的前提下，不放弃合理的功利，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清初颜元曾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做君子，必须这样：当道义与功利的目的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利而取义。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有一句名言，即“舍生而取义”，他认为，生命固然重要，而人格更为可贵，如果二者不能两全，应当“舍生而取义”。
三国时，魏延杀了太守韩玄投靠刘备时，刘备、关羽等高兴地忙着为魏延敬酒庆功。这时诸葛亮却突然吩咐刀斧手把魏延拿下，说魏延“食其禄而杀其主为不仁，居其地而献其块为不义，此不仁不义之人，日后必反”。刘备等人不信，坚持要留下魏延。诸葛亮死后，魏延果真谋反，被诸葛亮生前定下的锦囊妙计擒拿，马岱终于将魏延斩除。
春秋时的楚文王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知人善任的。禧和申伯候都事楚文王，禧为人刚直，一见文王有错就进谏。文王认为禧在众臣面前揭其短，感到有点恼火，申伯候就事事顺从，且善于观察文王动静，文王想说想做的，他已先说出做了，文王觉得申伯候在身边很顺心。可是，楚文王经过实践证实：禧所谏的都是正确的，有不少事因纳其谏而不犯错误，于己于国有利；而申伯候顺己意做的事都错了，于己于国不利。于是，楚文王才知识禧是贤臣，应予重用，便加封其为五大夫；楚文王因申伯候是阿谀奉承的佞臣，认为这种人不能再用了，便将他驱逐出国。
与德行高尚的人在一起，会让人心胸开阔，如处幽兰之室；与道德败坏的人相处，会让人变得狭隘，品质低下。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生活的事实证明：一个人做人如果偏离君子之道，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只在社会中、在人群中乱飞的苍蝇，绝不可能被人重用，即使重用一时，迟早也会被驱逐出成功者的行列。

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由贫贱而至圣贤，母爱及母教的力量太伟大太重要了。他绝不可能说，包括所有母亲在内的全部妇女和“小人”一样“难养”。何况孔子学说核心的仁就是以孝悌为本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悌是人性的自然体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推广到社会就是礼。“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孔子极重孝道。孝的对象总是父母并提。“仁者爱人”就是孝的推广。孔子设计的大同之世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都是男女一视同仁的。孝不限于报恩和瞻养父母，而是出自内心的敬爱。“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同上）如“女子”泛指全部女性，即人类之半。劳力者又都是“小人”，更是人类的大多数。这样以来，真值得爱的人连十分之一也没有。果如此，仁学不就落空了吗？礼治德政的对象是谁？“泛爱众”、“匹夫不可夺志”、问人“不问马”岂非欺人之谈？同时的古希腊倒是把妇女和奴隶（中国古代的体力劳动者的比例远比希腊的奴隶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为高。）排斥在奴隶民主制之外的。是否把孔子古希腊化了？孔子是性善论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所有的人生来本质一样。变由习起。如果妇女全变得“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而男人不变，这专门使妇女“习相远”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妇女养育的男儿竟然不受母亲品格的习染？男人出污泥而不染的根据又是什么？这不合逻辑，更不合情理。说孔子轻视、鄙视妇女，无异于说孔子自相矛盾。人们竟长期这么看，是否自己囿于男权文化传统的桎梏，和习惯思维的惰性，以己度孔子呢？其实，男权社会，倒是男人比女人异化的深。孔子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夏视择妻重德为君子的基本品格之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贤”既是择妻的标准，自然是妇女应具的品格。至今，“娶妻娶德”依然是倍受重视的传统观念。民间还流行着“一房好媳妇，三代好儿孙”的谚语。不只择妻有标准，择婿也有标准。　请看孔子择婿。《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长勇于为真理献身，南容治乱双适，皆得意高足。如果所有的妇女都“难养”，如此择婿岂非坑害好人？
以孝悌为本的中国古代人道主义固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但重视家庭，尊重妇女的文化传统却具有永恒的意义。中国古代，即使进入父系社会以后，仍十分重视妇女，终先秦之世，妇女的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战国后期，主张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法家开始搜趣网把君臣、父子、夫妇的相互相对关系片面地绝对化为服从关系。倡导唯君、唯上的价值观和单向思维方式。秦汉中央集权制确立，汉初形成“三纲”。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对妇女压迫最深重。这股和孔子尊重妇女的思想正相反对的思潮，始于法家而完成于董仲舒。董子将儒家相对的人际关系绝对化、宗教化，为中央集权封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轻视妇女提供了理论依据，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篡改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所始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有）举而上者，（有）抑而下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就将民本主义的传统文化重又拉到君本，神本的旧路上去了。随着人的丧失，妇女丧失的最多。董仲舒篡改了孔子的思想，并窃取了儒家的招牌。其实，正是孔子，在这历史的转变关头，发现了人，即发现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基础上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但后人竟拿孔子的话作为轻视、诬枉妇女的根据，无论如何，这是孔子始料所不及的。功过颠倒，千古奇冤。自孔子创立儒学，历史又前进了两千五百年，积如此长期智能的积累，人类总该能够还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而加以认知了吧！汉代开始片面强调女性贞操，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易传恒六五象》）“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但并未扼杀由孔子继承和发扬了的妇女观；更不像“五四”以来宣传的那么严重和可怕。汉代婚姻开放。“户牖（今河南陈留）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即后助刘邦定天下，为汉初贤相的陈平）欲得之。”（《史记陈丞相世家》）汉景帝刘启的皇后（武帝刘彻之母）就是再嫁做皇后的。平民中的婚姻更自由。魏晋南北朝皆如此。唐朝更开放，公主再嫁、三嫁不足为奇，一般妇女更平常。（８９年１０月６日《文摘周报》转引香港《新晚报》丁奇文）一般认为宋代礼教最严，贞节观念最重。其实也不尽然。程颐之“俄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遗书》卷三二》）并无多少人理会。宋代妇女改嫁者多，守节者少。北宋寡妇再嫁视为平常，并受到鼓励。宋初启臣包拯鼓励儿媳改嫁。和程颐同时稍早的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置义田，规定“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义田记》）《宋刑统》只禁居丧改嫁、强迫改嫁、嫁娶有夫之妇。南宋法律规定：“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还。”（《仪礼疏》：“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三不去”：谓有所取无所归、与更共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已成婚而夫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外出三年不归者，亦听改嫁。”家法、族法亦允许“夫亡改嫁。”（引自张邦炜《婚姻与社会》）明代李贽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妇女自找对象和寡妇再嫁。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更是热情讴歌。（《藏书儒臣传司马相如》）综上可见，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其保护妇女的用心还是很明显的。就古代而言，中国的妇女观最进步。西方，直到十八世纪才发现妇女。十六世纪才再发现人。近现代以来，宗法制逐渐瓦解，家庭的政治经济作用淡化，男女的内外界限被突破；但家庭的文化意义和妇女的贤妻良母作用益显重要。西方社会的种种“不治之症”，大多与忽视家庭和轻视妇女有关。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终身的力量源泉、精神的疗养院和老年的归宿。即使到了大同时代，无论教堂、公园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都不能和天伦之乐相比，更不能取代天伦之乐。窃以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必然是男女平等的母系社会。这不仅是因为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相对而言妇女异化的轻一些；更根本的是妇女生儿育女，具有善持家政，和善于体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谁能离开母亲的爱抚和妻子的关怀？哪个男子的成就没有良母贤妻的心血？法国作家朱伊（１７６４－１８４６）说：“如果没有女人，在我们生命的起点将失去扶持的力量；中年失去欢乐；老年失去安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整个人类。对这个人类第一真理体悟的早晚，将决定每个民族进入大同世界的先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人类有生以来就追求的永恒目标。今天，这个崇高的目标虽已遥遥在望，毕竟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只要认同孔子思想，就能根治发达社会的积疴，消除发展中国家前进中的障碍。试问，一切民族间、国家间和国家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哪个不能用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的方法，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当然，认同孔子思想，绝非靠武力和宣传强制推行某种思想；也不是用钱收买人心；即使三者并用，也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推广到世界，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孔子思想只是因为把握了人的根本和社会实际，赢得人们同心响应，而没有丝毫勉强和一丁点儿利己主义。认同孔子思想，只是建议人们在老路不通或前途维艰的情况下，考虑一下，忠恕之道的人道主义和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是否和你的本性相通？是否和你们的文化目标一致而可以搜趣网互补？并不妨试着用它来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看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看看这个东方文化之魂的孔孟之道，是否能和他种文化一道综合创新出人类新文化？认同孔子思想，可以从重视家庭，尊重妇女做起。不分东西南北，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和自己领导的单位创建这种大同世界的小气候，犹如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君子人格一样。并且，这种人格修养，越是乱世越难能可贵，意义也越大。当人们普遍自觉地消除人类的第一个异化现象──歧视妇女时，历史就走到了大同世界的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