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岳麓书社版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本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后汉书》的特点，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原来通行的注本，纪传部分是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注的，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刘昭，他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此外，清惠栋的《后汉书补注》、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这两家注，也颇受人们重视。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编辑本段成书经过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纪
　　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 　　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 　　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卷三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卷五孝安帝纪第五 　　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卷七孝桓帝纪第七 　　卷八孝灵帝纪第八 　　卷九孝献帝纪第九 　　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 　　卷十下皇后纪第十下
列传
　　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卷十二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 　　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 　　卷二十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卷二十一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第十七 　　卷二十八上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卷二十八下冯衍列传第十八下 　　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上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三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四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六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七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卷三十八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 　　卷四十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三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四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二崔骃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五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六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上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三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六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卷六十九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一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二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卷七十四下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七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卷七十八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xmZiyw 　　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上 　　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四列女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志
　　卷九十一志第一律历上 　　卷九十二志第二律历中 　　卷九十三志第三律历下 　　卷九十四志第四礼仪上 　　卷九十五志第五礼仪中 　　卷九十六志第六礼仪下 　　卷九十七志第七祭祀上 　　卷九十八志第八祭祀中 　　卷九十九志第九祭祀下 　　卷一百志第十天文上 　　卷一百一志第十一天文中 　　卷一百二志第十二天文下 　　卷一百三志第十三五行一 　　卷一百四志第十四五行二 　　卷一百五志第十五五行三 　　卷一百六志第十六五行四 　　卷一百七志第十七五行五 　　卷一百八志第十八五行六 　　卷一百九志第十九郡国一 　　卷一百一十志第二十郡国二 　　卷一百一十一志第二十一郡国三 　　卷一百一十二志第二十二郡国四 　　卷一百一十三志第二十三郡国五 　　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四百官一搜趣网 　　卷一百一十五志第二十五百官二 　　卷一百一十六志第二十六百官三 　　卷一百一十七志第二十七百官四 　　卷一百一十八志第二十八百官五 　　卷一百一十九志第二十九舆服上 　　卷一百二十志第三十舆服下
编辑本段内容特点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外，最显著的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地。如，他不为那些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许多“操行俱绝”的“一介之夫”写了《独行列传》，充分地表明了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膺等人刚强正直的风尚；在《杨震传》中，多处歌颂了杨震及其子孙廉洁奉公的家风；《宦者传》赞扬了蔡伦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对于侯览等人则直书其“凶家害国”。特别是《后汉书》的“论”“赞”，以犀利的笔锋评判是非，表彰刚正，贬斥奸恶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优点。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后汉书》中华书局版
《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后汉书》的最大局限就是丢掉了《史记》重视农民起义的传统，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黄巾起义为东汉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张角弟兄，竟不为立传。他们的事迹，只附在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僚皇甫嵩的传中。 　　《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朝代兴衰历变，历史大事件等等，诸如党宦之争、党锢之祸、图谶盛行等史实，皆赖其保存记录。《后汉书》还学习了班固的《汉书》，保存了东汉学者大量有价值的论著，于人物传记中附载，如《崔寔传》中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中载其《陈时政》一篇，《张衡传》中载其《客问》、《上陈事疏》和《请禁图谶》等三篇，《蔡邕传》载其《释诲》一篇，等等。这些论著，都是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史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范晔附录书中，恐怕早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中了。 　　《后汉书》继承了前代的纪传体制，但又有所创建。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史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范晔在《后汉书》中亦继承了前人的纪传体制（保留“纪”、“传”、“志”的体例，在人物传记中亦采用独传、合传、类传的形式），但又有所创建：凭着自己对史学的领悟，他在《后汉书》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竞相效法；在人物类传方面，除承袭《汉书》的《循吏》、《酷吏》、《儒林》等类传外，凭着对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剖析与理解，结合东汉社会的特点，他又创制了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而后6种类传为后世大多数纪传体史书承袭，“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晋涵：《江南书录》），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在合传方面，范晔受类传编纂的影响，不拘时序把有相似点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写（但又不同于类传），这使编者更易于编写，而读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传人物，对后世史学编纂亦有很大影响。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搜趣网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辑，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后汉书注补志序》
刘昭之所以把司马彪的八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两个用意：一是范晔欲撰《后汉书》纪、志、传百篇，是效法班固《汉书》而作，《汉书》纪、志、表、传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而范晔《后汉书》只成纪传九十篇，所以刘昭遵从范晔之意，把《续汉书》志分为三十卷，合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续汉书》志移入《后汉书》，与纪传相互配合，成为一部体例比较完整的史书。于是从梁朝开始，出现了第一个《后汉书》纪传与《续汉书》志汇为一书的合编本，纪传为范晔撰，志为司马彪撰，而纪、传、志皆为刘昭注疏。
需要说明的是，刘昭注补的一百二十卷《后汉书》，在以后的岁月中并未取代范晔九十卷本《后汉书》，而是注补本和原本各自单行。清人王先谦说得好：“以《续志》补范，昉自刘昭。昭之《后汉书》注固已合志于纪传矣，然此自刘氏一家之学，范书原本则仍止纪十卷，传八十卷，未尝阑入《续志》也。”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晔《后汉书》原本与刘昭《后汉书》注补本并存，据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撰的《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晔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关于《隋志》记载的两个版本卷数分别比原书多出数卷，历代学者多认为系传抄之误，我以为极有可能是后人把两个版本的纪传中某些长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数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间，太子李贤招集张大安、刘讷言、格希元等人，对范晔《后汉书》重新加以注释。对于这次注疏，清代学者认识并不一致。王鸣盛认为李贤注疏采用刘昭注补本，改注纪传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说：“唐章怀太子贤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纪传易，注志难，避难趋易也。且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其纪传注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 （《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钱大昕则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唐人所注者乃范晔原本：“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传留至今。” （《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李慈铭针对二人之说，认为钱大昕更得其实。他指出：
王氏谓章怀太子既用刘昭本《后汉书》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纪传易，注志难，故避难趋易云云。钱氏谓章怀本仅注范书，以《志》系司马书，故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此说得之。当日有唐文治极盛，亲王朱邸文学之士甚多，况既有旧注，但加考正，集众手以成完书，何难之有！ （《后汉书》）
李慈铭右钱左王的意见完全正确，然而他把钱氏“惟《志》三十卷，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错解为钱大昕主张李贤注疏“仍昭之旧注，不为更易”，即李贤所注《后汉书》中仍用刘昭注补的司马彪《续汉书》志，则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钱大昕。如前所述，钱大昕坚持北宋补合之说，不可能认为李贤注《后汉书》里仍然保留刘昭补志。而这只能是李慈铭自己的意见，因为他坚持南朝补合说，所以认为唐代仍然如此。我认为，钱氏所谓“章怀太子别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说李贤从新注疏范晔《后汉书》，鉴于刘昭注疏偏重于考证记事异同与讹谬，所以李贤注疏偏重于训诂文字和名物度数；另一方面是指李贤等人不使用刘昭注补本，因为唐代前期范晔《后汉书》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贤等人注疏范围只包括纪传，《续汉书》志“故注不及焉”。还应当提到的是，自范晔《后汉书》问世以来，后人传抄其纪传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况。王先谦分析说：“范书《隋志》载九十七卷，新旧《唐志》则云九十二卷，《宋志》则云九十卷。以十纪、八十列传篇各为卷计之，惟《宋志》卷数与今本合。《隋》、《唐志》所载，或多七卷，或多五卷，当由就纪传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间取而合之，是以卷数不同。” 李贤注疏以后，这种歧互趋于稳定，形成十篇本纪十二卷和八十篇列传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变。《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李贤注《后汉书》一百卷，可证李贤注本的纪传由范晔原书九十篇中析出十个子卷，变为一百卷。
在唐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汉书》李贤等注本与刘昭注补本同时并存。但因李贤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汉书》，自然受到唐人重视，而刘昭注补《后汉书》则逐渐散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新唐书艺文志》也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 虽然两《唐书》均把“注补”误作“补注”，但据此可知刘昭注补本《后汉书》仅仅剩余五十八卷，损失过半。唐代学校以及科举考试，规定使用李贤注本，而这个注本中没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诏令从刘昭所注《后汉书》残篇中抽出注补的《续汉书》志，与李贤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举考试规定“《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足以为证。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到北宋时期，刘昭注本散佚更加严重。据《宋史》记载：“范晔《后汉书》九十卷，章怀太子李贤注；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艺文志》）这里说李贤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统计数字，与《旧唐书》记载的一百卷并//www.souquanme.com不矛盾。但所载“《补注后汉志》”书名有误，当为“《注补后汉志》”。刘昭注本仅仅剩余《注补后汉志》三十

东汉范晔《后汉书刘盆子传》白话释义：

刘盆子，是太山郡式县人，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祖父刘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亲刘萌嗣位。王莽篡位后封国被除去，因而成了式县人。
天凤元年(14年)，琅笽郡海曲县有一个吕母，她儿子是县吏，犯了一点小罪，县宰把他杀了。吕母怨恨县宰，秘密纠集宾客，策划为儿子报仇。

吕母家素来富有，家产数百万，于是更酿醇酒，购买了刀剑衣服。

年轻人来买酒的，吕母都赊给他们，看到贫乏的，还常借给他们衣裳，不问多少。几年过去，家财渐渐花完了，年轻人都准备向她还债。

吕母垂泪哭泣说“：我之所以优待诸位，不是想求利，只是因为县宰不讲理，枉杀了我的儿子www.souquanme.com，我要为儿子报仇罢了。

你们宁愿哀怜我吗？”少年们都觉得她忠气壮烈，平时又受了许多恩惠，都答应了她。

年轻人中有勇士自称猛虎的，于是互相集聚得数十百人，与吕母一起到了海上，招合亡命之徒，人数到达数千人。吕母自称将军，带兵回来攻破了海曲县，活捉县宰。

县吏们叩头为县宰说情。吕母说：“我儿子犯了一点小罪，本不当死，却被县宰枉杀了。杀人者死，有什么情可说呢？”

于是杀了县宰，拿县宰的头去祭儿子的墓，复回到海上。数年后，琅笽郡人樊崇起兵于莒，有众百余人，转战到太山，自号三老。

这时青、徐二州闹大饥荒，盗贼蜂起，强盗们认为樊崇勇猛，都归附于他，一年之间扩大到万余人。樊崇同郡人逄安，东海郡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各起兵，合起来达数万人，都引兵归樊崇。

一起回攻莒县，攻不下，转掠到姑幕县，因而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胜，杀万余人，于是北入青州，所过之地都进行虏掠。

回到太山，驻扎南城县，起初，樊崇等因穷困而为盗寇，没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后来队伍渐渐扩大，就互相约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偿创伤。

以言辞为约束，没有文书、旌旗、编制、号令。其中职位最高的号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为卒吏，一般的泛称为“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发动进攻。

樊崇等准备迎战，但耽心自己部下与王莽兵混淆不清，于是令自己部下都把眉毛涂红以相识别，从此号称赤眉。

赤眉大破廉丹、王匡军，杀万余人，追到无盐，廉丹战死，王匡逃命而走。樊崇又引其兵十多万，再次回兵包围莒县，数月。

有人对崇说：“莒，是我们的父母之乡，为什么要攻它呢？”樊崇乃解围而去。这时吕母病死，她的部下分别加入到赤眉、青犊、铜马各部中。

赤眉军就侵入东海郡，与王莽沂平郡大尹作战，失败，死数千人，于是离开东海，攻掠楚、沛、汝南、颍川，返回陈留，攻拔鲁城，转到濮阳。

原文：

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

天凤元年，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

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

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

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冢，复还海中。

后数岁，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自号三老。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众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

崇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至姑幕，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

还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穷为冠，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浸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

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击之。崇等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

赤眉遂大破丹、匡军，杀万余人，追至无盐，廉丹战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余万，复还围莒，数月。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

时吕母病死，其众分入赤眉、青犊、铜马中。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人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范晔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

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

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盛行于世。

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

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文章简介：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

　　《汉书》是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的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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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编别有传。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班固于志书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显示其博学贯通的特点。如《百官公卿表》是现存最早的秦汉官制大纲，虽事略不详，但极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艺文》、《食货》五志，独具匠心，是探讨秦汉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气象和生物变异、先秦秦汉典籍源流、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读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汉武帝以后的历史，班固除参据班彪所著《史记后传》外，也利用了刘向、刘歆、扬雄、冯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高祖颂》，《艺文志》脱胎于刘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张汤传赞》则引用了冯商的案语。内容丰富，叙事极具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信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的传统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为此作注者甚多。据《汉书》注中引延笃说推测，延笃在撰《史记音义》时，同时撰有《汉书音义》。而现确知最早的《汉书》注，当推应劭、服虔两家。他们所作《汉书音义》虽均亡佚，但在唐颜师古注中颇多征引，可略窥其概。颜师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汉书决疑》为基础，集东汉以来二十三家之说，总为《汉书》注，较为精核，成为历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汉书》诸本，均采用颜注。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
　　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
　　清沈钦韩《汉书疏证》，
　　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
　　清钱大昭《汉书辨疑》，
　　清朱一新《汉书管见》，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
　　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
　　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
　　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汉书》版本，可看中华书局点校本，也应参考百衲本。
　　工具书首推黄福銮《汉书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魏连科《汉书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七十卷，取资《史》、《汉》，将西汉典章制度的有关资料，分隶于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门凡三百六十七事。虽便于翻检，但取材狭隘，重要资料仍有遗漏，引文节略过甚，时有错误，使用时皆当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
　　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
　　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 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目前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范晔出生在一个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加左将军。曾祖范汪入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进爵武兴县侯。祖父范宁先后出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徙居丹徒。刘裕于京口起兵灭桓玄，控制东晋政府实权后。范泰重新被启用，出任国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职。他为东阳太守时，因开仓供粮和发兵千人，助刘裕打败卢循有功，被加官为振武将军。从此，范泰受到刘裕的信任，屡被升迁，先后担任侍中、尚书常侍兼司空等职。宋代晋后，拜为金紫光录大夫散骑常侍，少帝时加位特进。
　　范晔的家庭有着正宗的家学传统。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二十卷，《范氏家传》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属于医学棋艺的著作《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录》一卷等。范宁尝作《古文尚书舜典》一卷，《尚书注》十卷，《礼杂问》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种著述。受到家庭的影响，范晔从小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经史，善写文章而负盛名。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关于范晔少时的生活，史载不详尽，只知其 “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书范晔传》。以下引文若不特别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始出仕，历任宋武帝相国掾、彭城王刘义康府冠军参军转右军参军，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为司徒从事中郎，不久，又升迁为吏部尚书郎。可谓官运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夜宿义康府广渊处（时晔弟广渊为义康府祭酒），纵酒夜半，无所顾忌，醉意朦胧中又听挽歌为乐，因此触怒义康，把范晔贬官出京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贬官期间，范晔深感郁闷不得志，短期内上调无望，便删节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期间修撰完成大部。约六七年后，迁官为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阕，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死前累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一生狂狷不羁，意志颇不满于朝廷，晚年终于发作到了顶点，加入了彭城王谋反阵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党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谋反同党及往来檄书信札，谋反失败。不久，范晔等被处死，连坐从诛的还有其弟广渊、其子范蔼等。
　　狱中，范晔写了一篇《与诸甥侄书》，总结了他对文学、史学、音乐、书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将告别人世之际，他希望将来能有个知音，理解《后汉书》的价值。他对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史学著作十分自负，认为它们“精意深旨”，是从古至今没有过的“体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诸序与论赞，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汉书》相比，毫无愧感。他说，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他才“称情狂言”，以期引起人们对《后汉书》的重视。范晔的自夸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著作也确实有超人之处。刘昭说：“范晔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刘知几也说：“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做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繁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本传中说他“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而尤以“善为文章”著称。他修撰的《后汉书》被列为“四史”之一，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举世公认。至于他的诗文，范晔自言所作不多。其临死前于狱中所作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内中包括他的自我总结、写作的甘苦感受、关于写作的心得体会及对《后汉书》的自序等内容，内容丰富，曲折详尽。关于作文，文中论曰：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时虽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趋，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
　　可见范晔正确地认识到了写作中“文”与“意”的关系及声韵运用的重要性，这可作为理解其文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范晔还富有音乐才华。他长于弹奏，犹擅长演奏琵琶，且能谱制新曲。文帝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为自己弹奏。另外，又据其本传载：“（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可见范晔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司马彪（？-306），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另有《庄子注》21卷，《兵记》20卷，文集4卷。均佚。今仅于《文选》中存《赠山涛》《杂诗》等。在司马彪之前，曾有东汉官修的纪传体东汉史《东观汉记》；在司马彪之后，有华峤等撰《后汉书》。至南朝刘宋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书能集众家之长，故后来居上。范晔以罪入狱，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刘昭为范书作注，乃取《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分为30卷，以补范书之缺。范晔《后汉书》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陈充等人校勘，“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续校的《后汉书》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两个版本都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上疏：
　　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范书无志，梁刘昭注之，即以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孙氏承泽、李氏光地皆指为范氏书。观陈振孙《书录解题》第四卷，宋《馆阁书目》已如此误也。此《志》每卷首题云梁刘昭注补，不知何人题。正因以司马《志》补范书即刘昭所为，故后人题之如此。别本改云补注，岂司马《志》有所缺，昭补之兼注之耶？司马《志》无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马《志》者，而昭又补其注耶？昭之前未见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汉书用司马彪志补》）
　　王氏所说的“别本改云补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汉书》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刘昭补并注”，造成他对刘昭“注补”还是“补注”问题心存疑虑。殊不知此举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鸣盛却认为应当“再考之”，于此可见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态度。李慈铭不同意钱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确提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加以注释并补入范书的观点。他说：
　　《后汉书》中八志，自来多误为范氏作。国朝朱氏彝尊、钱氏大昕、纪氏昀、王氏鸣盛，洪氏颐煊、赵氏翼皆辨正之，今日为遍录于汲板范书之首。惟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则尚未确。《梁书》及《南史》刘昭本传，俱仅云昭注范晔《书》，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马《续书》八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故《隋书经籍志》云：“《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即今所传帝纪十二卷、志三十卷、列传八十八卷是也，共计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写误耳。（《后汉书》）
　　李慈铭所谓“钱氏、纪氏谓以司马书并于范书，始自宋乾兴中孙奭、余靖等奏请”云云，前引钱大昕与《四库全书总目》皆无是说，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兴年间和景佑年间两次校勘之人误合在一起，强加在钱大昕和纪昀头上。幸好这一错误并未影响其结论。胡玉缙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认为“刘昭已将八志并入范书，《提要》知注补别有总叙，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书为未确，何其疏也！” （《史部正史类一后汉书》）从上述诸家的记载来看，可见是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注疏后补入范晔《后汉书》，而不是迟至北宋孙奭校勘时才把两书合并一处。他们的结论同样斩钉截铁，不容置辩。
　　以上两种意见，除邵晋涵以外，其余诸家争论的焦点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刘昭还是北宋孙奭把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晔《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邵晋涵的意见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书证成己说，经查杜佑《通典选举典》有关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与科举关系的有关文字，有如下一段记载：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杜佑记载唐代科举考试把范晔《后汉书》和刘昭所注的司马彪《续汉书》志二者并列，既说明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又恰恰表明当时两书各自独立，仅仅利用范晔《后汉书》纪传知识不够，所以要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与范书配合使用；如果说唐代两家已经合为一书，就完全没有必要两书并举了。邵氏之说不仅不能证实司马彪《续汉书》志附入范晔《后汉书》“始于唐人”，反而验证了陈振孙所谓北宋以前两家“自别为一书”的结论正确。所以，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总目》的《后汉书》提要定稿时，认为邵晋涵的看法仅仅是推论之辞，“似未确也”，难以自圆其说，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晋涵的说法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评价刘昭合并说与孙奭合并说二者孰是孰非。我认为，只有详细考察两书分合时间及其原委，才能辨明双方观点与论辩的是非得失，对两书分合的历史事实祛疑考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范晔《后汉书》有纪传而无志，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庸再加辨析。刘昭为其书的纪传作注时，为弥补这一缺憾，便把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文单独加以注疏，补入范晔之书。他比较范晔确定的《志》目与《续汉书》八志的异同，并且阐明注补宗旨说：
　　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角；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

1、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
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仇览传》
牛犊吃奶会触顶母牛的乳房，骄横的儿子会责骂自己的母亲。比喻娇惯的子女容易忤逆不孝。
2、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
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赵典传》
这句话讲述的是赵典其兄赵温不甘于屈服和退让的情形。意思是，大丈夫应当像雄鸟那样振翅高飞，怎能像雌鸟那样伏在那儿里不动，不思进取呢？
3、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自托骐骥之尾，乃腾千里之路。
出自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隗嚣传》
苍蝇飞起来，不过十几步远；但如果依附在骏马的尾巴上，就能奔腾千里远的路程。
4、传闻之事，恒多失实。
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藏官传》
传闻的事情，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事情。
5、当为秋霜，无为槛羊。
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应当做秋霜，不要做槛里的羔羊。比喻做事要下得狠手，不要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