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槅子；拆帐铺草；升火取暖；菜肴；游戏；雪天折腊梅花、天竺果；舂粉子。（一个1分，满6个就给全分）
(2)①写家乡冬天吃的菜，那么细致、活灵活现，可见家乡在作者头脑中的印象之深；②冬天吃的菜只是家乡美好印象的代表，对家乡冬天菜的美好回忆揭示了作者深藏在心底的浓浓乡情。③写得越详细，越能体现家乡冬天的“暖和”与幸福感。（一点2分，写出2点即可）
(3)、场景如：①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多亲情、多暖融融的一幕！②老太太们离不开它。闲来无事，抹抹纸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闲适而温馨。③阴天//www.souquanme.com下雪，喝咸菜汤。——汤热气腾腾，再大的雪也不冷。④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色彩鲜艳，生机勃勃。⑤踩碓很好玩，用脚一踏，吱扭一声，碓嘴扬了起来，嘭的一声，落在碓窝里。——象声词，闹中现愉悦，无限兴奋，无限开心。（场景各2分，赏析各1分，两个即6分）
(4)、D、E。（A不是白铜手炉，而是银制的；B骰子显示几点，表示走几步；C只是一特例，并非村上都是一二十家共用）

孙悟空，侠客&山大王
作为受统治人群的一员，他是一个另类，他寄托了被统治者的幻想。
他首先打破生死，否定了统治的最底层的根基，又藐视神的权威，抢夺了龙王的宝物。他以平民的第一个跳出牢笼的想法，山大王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一个世外桃源。然而，统治者是不能允许这样的存在的，于是以其一贯的手法“招安”，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走狗。很快，孙悟空直觉的发现自己所要求的平等并没有，于是再次立起山大王的旗号。如此不识抬举，统治者对不肯充当走狗的孙悟空采取了暴力镇压，但是，获得了民众支持的孙悟空并不好对付，军队系统很快败下来，负责宣传体系的金星将新的方案提出，以一种隐晦的手法再次欺骗了抱有幻想的孙悟空，将其拉入统治阶级。
所谓的齐天大圣不过是另外一个牢笼，本质上仍被当作奴仆，孙悟空愤怒了，再次挑战天庭的权威。而且，多次的欺骗，使得他不再是简单的山大王，向侠客的方向开始进化。但是，在强大的统治阶级的集体镇压下，孙悟空又一次失败。负责精神统治的如来否定了行政首脑玉帝的肉体消灭方案，而采用了更加狡猾的办法去改变反抗运动的领袖孙悟空，以彻底摧毁反抗的精神。对于介于侠客与山大王之间的孙悟空，首先利用其残留的山大王意识，以自由作饵，在以颁发成佛文凭的正式入仕手段利诱，同时以救恕世人的伟业作为给孙悟空以台阶，使其有一个麻醉自己的理由。
如来的手段非常成功，将一个半侠客半山大王的孙悟空逐渐转化为一条走狗，同时安排最具欺骗性的唐僧对其进行思想的改变，同时留了一手，以“紧箍咒”作为长期的折磨手段，摧残孙悟空的反抗意识。长久的统治者磨砺和孙悟空的自我欺骗，使得孙悟空逐渐阳痿，再不会反抗，而是不自觉的以统治者出发看世界。
反抗者齐天大圣死了，奴才行者生了。
海底两万里
“鹦鹉螺”号艇长内莫又是个身世不明之人，他逃避人类，蛰居海底，而又隐隐约约和陆地上的某些人有一种特殊联系。凡此种种，都给小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既是小说，人物当然是虚构的，作家给“鹦鹉螺”号艇长取的拉丁文名字，更 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内莫”，在拉丁文里是子虚乌有的意思。但这并没有妨碍作者把他描写成一个有血有肉、让读者觉得可信的人物。
名人传
贝多芬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其创作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思想。他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把欧洲古典乐派推向新的高峰，并开辟了浪漫主义乐派个性解放的新方向。
米开朗基罗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最高峰，他创作的人物雕像雄伟健壮，气魄宏大，充满了无穷的力量。他的大量作品显示了写实基础上非同寻常的理想加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象征。他的艺术创作受到很深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常常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浪漫主义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面貌。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不同于达芬奇的充满科学的精神和哲理的思考，而是在艺术作品中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应。这些都使他的艺术创作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环顾托尔斯泰的一生，他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巨匠，有关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托尔斯泰从没放弃对人生真谛的执著追求。他一直在思考，社会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奴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在哪里，农民贫困的根源何在，这突出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纯粹文人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kqxElOF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搜趣网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编辑本段]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作品集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编辑本段]汪曾祺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 《大淖记事》 《鸡鸭名家》 《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 《晚饭花集》 《茱萸集》 散文集《逝水》 《蒲桥集》 《孤蒲深处》 《人间草木》 《旅食小品》 《矮纸集》 《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作者）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 《汪曾祺文集》（共四卷，1993年） 《汪曾祺全集》（共八卷，1998年）
[编辑本段]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