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避仲夷吾者， 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www.souquanme.com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避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叁仕叁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叁战叁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 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 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叁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 於诸侯。後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www.souquanme.com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搜趣网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叁世显名於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 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于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 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www.souquanme.com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及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後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个俗语，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百姓的粮仓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背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描述春秋时期，管仲担任齐相主持政务后，与百姓同好恶，流通货物，积累资财，使得齐国很快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管仲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成为齐国自强求富的指导思想。

扩展资料

一、出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史记管晏列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释义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

二、作者简介：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三、理论旁证：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仓充实、衣食饱暖，荣辱的观念才有条件深入人心，老百姓也才能自发、自觉、普遍的注重礼节、崇尚礼仪。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两千六百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说过这样一段话：“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当时的齐国经济得到了傲视其它各路诸候的飞快发展，为齐桓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以食为天”也成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这句名言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饥饿与穷困逐渐离我们远去，“民以食为天”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减弱。
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如今的形势之下，管仲这段有关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再次受到关注。有人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与不良风气发出了“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未必知荣辱”的感叹。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这句话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史记》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词审慎，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改动，这里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诸候蠢蠢欲动。当时仍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社会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zRrppM候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的约束。当时全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战，对各诸候国而言，“天下”的大环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则”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管仲敏锐的政治触觉使得齐国占得了称霸诸候的先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环境则大相径庭。经历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汉武帝元朔五年有个特别的诏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在西汉早期，有“一朝两制”的政体结构：即周朝“封国土，建诸候”的传统封建体制与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并存于汉。而到汉景帝时期，社会高层逐渐认可了中央集权制，着手改革并引发了诸如“七王之乱”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尽管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社会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自己也觉得当时仍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不难体会汉武帝时期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经济发展的势头乐观可喜，但整个社会看起来却总是很不和谐，横竖不对劲。
从这个诏书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已经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份条件。也就是说“仓廪实、衣食足”只是个前提。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改动了管仲的原话，用“而”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从上至下，最高统治者与史官之间的默契反映了当时的高层形成的一种难得的共识，打造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称道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