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生事”是金圣叹最重要的小说观点。他主张小说应该在事实基础上进行虚构与想像，强调人物性格，要求塑造典型，提到语言个性化的重要等，这在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是罕见的。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十三回时说道：“《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
http://www.ywms.net/data/2005/0303/article_3739.htm
仔细读一下这篇文章你就更明白了。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虽然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并且人们对毛批的研究已经很深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毛批中仍然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毛宗岗在批评《三国演义》时，非常善于运用比较手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略谈一二，就教同仁。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并非就《三国演义》而论《三国演义》，而是经常将《三国演义》与其他不同类别作品进行比较，用以揭示《演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这对于读者深入理解《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毛宗岗在评点中喜欢把《三国演义》与历史著作进行比较。
在阐述《三国演义》“叙事之妙”时，毛宗岗就曾把《三国演义》与《史记》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

《三国》叙事之妙，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读三国志法》）①(P14)

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叙事之妙”与《史记》相“仿佛”，但是他却指出《三国演义》“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
何以如此？毛宗岗认为：
一是《史记》叙事“各国分书，各人分载”，“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而《三国演义》则“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由此，我们自然想起了二知道人蔡家琬对《红楼梦》的评论：“盲左、班、马之书，实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於名教乎。况马、曹同一穷愁著书，雪芹未受宫刑，此又差胜牛马走者。”（《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月）
二是《史记》“分则文短而易工”，而《三国演义》“合则文长而难好”。毛宗岗从而充分肯定了《三国演义》的“叙事之妙”。这样的对比分析，使人不禁想起了金圣叹对《水浒传》与《史记》的比较，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之。”金圣叹进而指出《水浒传》是“因文生事”，而《史记》则是“以文运事”，并且高度评价了前者。②(P18)尽管毛宗岗与金圣叹二人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在对《三国演义》与《史记》的比较分析中各有所见，各有所得，但是他们都认为小说在创作上难于历史著作。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国演义》“叙事之妙”，毛宗岗还将《三国演义》中的场面描写同《史记》进行比较，其中所作分析颇为深细，很有说服力。《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场面描写尤为悲壮。刘备被曹操大军追杀，千钧一发，危急万分。可仁慈宽厚、爱民如子的刘备却不忍心抛弃随行逃难的百姓，于是只好带着他们渡江。小说作者在这一场面中不仅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刘备仁爱善良的性格特征，而且也表达出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这一场面艺术感染力极强，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毛宗岗对这一场面极为欣赏，于是他在这一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亦不可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著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历落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兵，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41回）(P406)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垓下之战”写得的确非常精彩，向来脍炙人口，为后代读者所津津乐道。宋代朱熹评曰：“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亦云：“一腔愤怒，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认为“会垓下处”等地方，“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搜趣网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隃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动”。③清代周亮工也指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④李晚芳甚至认为这样的描写“千古无二”⑤可见人们评价之高。而毛宗岗则认为，“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所说是很有见地的。“《三国》当阳、长坂之文”，悲剧风格和叙事特点与“垓下之战”相比，真可谓异曲同工。
第二，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把《三国演义》与唐宋诗词、元曲等进行比较。
《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刘备送别徐庶一节，写得情景交融，动人肺腑，很有诗意。由于曹操囚禁徐母，刘备与徐庶不得不分离，他们依依惜别，难以割舍。二人分手后，刘备立马林畔，久久怅望，一时突发奇想，要尽伐前面树木。人们不晓个中原因，询问何故，刘备却答之以“因阻我望徐元直之目也”。毛宗岗在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独具慧眼，看出了这段描写的鲜明画意和浓浓诗情，于是他在这一回回首总批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观玄德与徐庶作别一段，长亭分手，肠断阳关，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泪下矣。（36回）(P354)

“唐人送别诗”大都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实《三国演义》在这里分明化用了“唐人送别诗”的意境。岑参送武判官有诗云：“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4] (P353)李白送孟浩然有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5] (P734)岑参、李白二人的诗句看似不同，一写边关雪中送别，一写内地水边送别，其实所表现的情感和所用的艺术手法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主人伫立怅望来搜趣网表现对友人的惜别之情，不直接言情而情尽在其中。显然《三国演义》把二诗这样的意境化用在刘备送徐庶的描写中了。尤其是小说写刘备不仅是停留在伫立怅望，而且还写其突发欲尽伐挡住自己视线的树木的奇想，而这又超越了二人诗句的意境，是对诗意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所以毛宗岗读到此处，才有“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泪下矣”的批语。
不惟如此，在第三十六回的行间批语中，毛宗岗又进一步把《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与江淹的《别赋》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了比较。如，他在“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处批道：

只此一句，抵得江文通《别赋》一篇。P359

在“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处他又批道：
《西厢》云：“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玄德之望元直也似之。P360
这样的批语也很难得，它不仅很好地体现出了毛宗岗的艺术眼光，而且还能够引导读者去深入体味小说描写的特殊情境，尤其是小说人物的细腻感情。
类此者，还有第三十七回回首毛宗岗写下的一段批语：

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又如早夜望雨者，听风声而以为雨也，听泉声而以为雨也，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西厢》曲云：“风动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玄德求贤如渴之情，有类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37回）P362

这里毛宗岗把“玄德望孔明之急”与《西厢记》中的“风动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进行类比，同样很好地揭示了《三国演义》这段描写的意境之美。
第三，毛宗岗在评点中还把《三国演义》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进行比较。
小说与历史著作毕竟有很大区别，光拿历史著作与小说进行比较，的确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同样，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也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总拿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与小说进行比较，也未必能够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于是毛宗岗便又把《三国演义》与其他古典长篇小说进行比较。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比较《三国演义》与《西游记》说：

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天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至于前而镇国寺，后而玉泉山；或目视戒刀脱离火厄，或望空与语，有同棒喝。岂必诵灵台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禅心乎哉。（《读三国志法》）(P14)

此卷有假姜维，前乎此有假张飞矣。假张飞有二，一则张飞所以赚严颜；一则张飞所以赚张郃。而假姜维不容有二，乃孔明所以困姜维。试以《西游记》拟之，则前之假张飞，是孙行者毫毛所变之假行者也；后之假姜维，是六耳猕猴所冒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则《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云。（93回）(P919)

毛宗岗比较了《演义》与《西游记》，认为“读《三国》胜读《西游》”，因为“《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我们认为，《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二者各有优长，亦各有其短，一般说来不能简单进行对比。毛宗岗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对这两部作品有所轩轾，这本身未必完全合适。但是他对这两部作品所作的比较批评，还是能够让人体会出这两部作品各自的特点的，至少对读者理解《三国演义》本身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还是很有益处的。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还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进行比较，指出：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足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高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读三国志法》）(P14)

毛宗岗认为“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其理由有二：
一是“《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足能匠心为之难也”。
二是“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高于吴用、公孙胜等”。
所以毛宗岗说“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关于第一点，平心而论，毛宗岗所说并不高明，甚或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是在第二点中，毛宗岗却的确说出了《演义》高于《水浒传》的地方，因为《水浒传》中吴用、公孙胜等人物形象的确苍白扁平，不够丰满，不论个人能力和性格特征都不及《演义》中的同类人物。
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曾指出：“毛氏批本在理论批评方面直接继承了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传统，尤其在评点的外在形式和评点笔法上确乎是‘仿圣叹笔意为之’。但由于所评对象不同，故而在理论观念上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关于小说的虚构与史实的关系问题。《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自有其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创作法则和特性，即其有一个与历史史实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毛批本倾向子‘实录’准则，肯定作品‘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的特性，但仔细分析，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首先，毛批本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比较中，确乎肯定《三国演义》，‘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读法》)。可见，毛氏所肯定的其实并不是所谓“实录”问题，而是从艺术匠心的角度，即《三国演义》是在历史史实的制约下写出的绝妙文章，故其创作明显难子《水浒传》。……”“其次，毛批本一方面肯定《三国演义》以‘天然妙事’写出‘天然妙文’，同时常常以《三国演义》与‘本可任意添设’的‘稗官’对举，指责其不能如《三国演义》那样写出‘绝世妙文’。如第二回总评：‘三大国将兴，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三小丑既灭，又有众小丑为之余波。从来实事，未尝径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设，而反径遂率直耶?’不难看出，评者其实并不反对‘虚构’，只是讥讽那些不能‘虚构’出‘绝世妙文’的作者。”“再次，在对作品的具体批改中，评者虽也删去一些‘后人捏造之事’，但对那些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却明显违背历史史实的内容，如关云长‘单刀赴会’、‘千里独行’、‘义释华容道’等照样加以赞美。可见，评者对于虚构内容的增删标准主要还在于艺术价值的高低。”
与此相近，毛宗岗在评点搜趣网中还曾把《三国演义》与《列国志》进行比较，他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读《三国》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连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连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通。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由此可见，毛宗岗更注重故事完整的小说。

金圣叹（1608—1661年）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名采，字若采，明以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苏）人，明诸生，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少有才名，喜批书，他所批《水浒传》成书于崇祯末年，把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删掉，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情节以结束全书。只因这一腰斩，加上他评点此书所持奇谈怪论，金圣叹遂成一时风流，声满天下。是怪杰，还是人杰？是始作俑者，抑或是敢为天下先？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传世名著百部》在此将《金圣叹评点< 水浒传> 》全文送呈广大读者，并稍加解读，希图抛砖引玉，引出无数个敢发奇谈怪论的金圣叹。
金圣叹一生批了很多书，是位很有名的人物。
一天，他到西湖灵隐寺去见老方丈，要批佛经。老方丈说："佛经是不能批的。"后来，他又向老方丈要佛经看一看，老方丈不给他看。为这事他俩争吵起来，一直争论到半夜。老方丈说："我出个上联，你对得上，就让你看佛经；对不上，佛经你就别看了。"金圣叹一想：对对子，那不是锅底下掏窝窝，手到擒来，有什么难处，就点头答应了。老和尚当场出个上联：半夜二更半。
这还真把金圣叹难住了，左思右想怎么也对不上，只好离开了灵隐寺。
后来，金圣叹因抗粮哭庙一案，被判了个杀头的罪。临刑的那一天，正好是八月十五。他猛个丁地想起了灵隐寺对对子的事，同时也想出了对句。他自言自语地说："我金圣叹临死之前，总算对上了老方丈出的那个上联，在文字上不欠什么账啦。"说完，就在狱中写了下面的对句：中秋八月中。
他拜托狱卒将他的下联送交灵隐寺老方丈。老方丈收到金圣叹的对句一看，连声称赞："对得好！对得好！只是这人狂妄自大，不和一般人交往，这大概是他招来杀身之祸的原因吧！"
《水浒传》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书，因而"水浒"问世本身就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但尽管它是奇书，却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奇书，因为中国的奇书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儒家"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再就是充满道学气、儒家气的以"载道"、"传道"为宗旨的诗文词赋，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然有存在的理由，也必然会去争取发展的权利。《水浒传》亦是这样，它既然敢于问世，就敢于让世人去接受他。从李卓吾拍案高呼"水浒"乃发愤之作，到叶昼的不同凡响的评点，再到金圣叹颇具真人气息的奇谈怪论，《水浒》这部野语村言真是越来越奇，越来越怪，怪到须由政府封杀，列为禁毁一类，且倡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毫无疑问，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红楼梦》。金圣叹读批《水浒》在以下几点令人赞叹不已。
首先是批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见解具有鲜明的近代甚至现代意义和特色，因而在暮气十足的晚明清初，不愧开风气之先，说他超越时代也毫不过分。金圣叹一生大半在晚明，这时是中国反理学的异端思潮泛滥时期，李卓吾、叶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生性好奇的金圣叹对李卓吾的学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处世为人与李卓吾也颇有几分相似，说他们是同一道上的人，相信不会有什么疑义。基于此，金圣叹身处物换星移、改朝易代之际，饱尝家国不幸之痛，又遭遇文化的转轨重建，旧有的文化模式面对着怵目惊心的社会政治风暴，必然要接受严峻的挑战。
作为思想上的先驱者和文化上的敏感人，金圣叹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不约而同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病，倡言隐约朦胧的民主理想。他的思想与顾炎武的恢复清议、黄宗羲的学校议天子是非鼎足而立，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里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臣民"的家天下时代，这句"乱自上作"，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一支利箭，猛烈地射向道貌岸然的统治阶层。老百姓并非是祸乱天下的根源，而"居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们才是祸国殃民的始作俑者。
结合后面卢俊义惊恶梦，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的金氏式的结尾推理下去，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而后是被迫铤而走险的草民被始作俑者捕杀，这又何异于齐宣王念"无罪而就死地"而"以羊易之"。前后一联结就不难得出封建专制的家天下是"驱民之死"的万恶之源。金圣叹暗藏玄机的奇谈怪论，正是他思想敏锐、智慧超凡所在，这并非是那些说卢俊义惊梦是金圣叹认为造反的盗贼必然没有好下场所能明察的。不仅如此，金圣叹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层，乃至孤家寡人："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即宋徽宗）。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第一回），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本身就是个小人集团，腐朽不堪，糜烂至极，上梁既已不正，下梁岂有不歪之理，故"欲民之不衅，国之不亡，胡可得也。"
（第五十一回类批），于此可以肯定，说金圣叹仇恨农民起义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
金圣叹思想上所散发出的异端色彩不仅仅在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祸乱之根，万恶之首。更表现在他对虚伪的圣贤之道的挞伐，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金圣叹则抓住要害说这不是议与不议的问题，而是敢议不敢议的问题，他在《水浒传》第一回的总评中批道："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也，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也"。封建专制压制群众言论自由，使百姓"道路以目"、缄口不语、而又大言不惭地谓之为"天下有道"。很明显金圣叹抨击圣人之道，主张"庶人之议"已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很相近，而且谓之为"史"，这就使得这一思想具备了鲜明的近代、现代意识和特色，也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早期萌芽。金圣叹在倡言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主张文人的创作自由，即"操笔政"。
他在读批《水浒传》中借司马迁作《史记》大发议论"......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将文人的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凌驾于君王将相之上，如此犀利的笔触，畅快淋漓的见解，从古至"金"，可谓绝无仅有。这种非君非圣思想与同时期黄宗羲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论并驾齐驱而当之无愧，说金圣叹是反专制斗士、民主先驱也并非言之过激。
金圣叹思想的离经叛道还在于他对通俗文学地位的尊重，他不认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圣贤至尊、天经地义，他把《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七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进行颇具真人气息式的评点，让人耳目一新，境界开阔，领略了一片新天地。这样做仅仅靠善于发表奇谈怪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勇气去冲破世俗的偏见和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金圣叹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就连归庄这样的狂狷之士尚且不与他同伍，攻击他"尝批《水浒传》名曰第五才子书......余见之曰：&quvsdaQOiot;是倡乱之书‘。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之曰第七才子书，余见曰："是海淫之书'......以小说、传奇跻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并主张将其作为"邪鬼"而诛之，"虽死而罪不彰"。由此可见金圣叹在当时各界舆论攻击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状，然而其孤军奋战而又孤掌难鸣的窘境又何尝不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金圣叹读批《水浒》除了其思想锋芒令人刮目相看外，其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贡献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圈可点的。
中国古代对小说的评点虽不始自金圣叹，在他之前已有李卓吾、叶昼畅发其端，并已有成就，但金圣叹对小说的评点超过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先行者，特别是他在小说创作上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大大提高了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特征和创作规律的认识、把握，其价值远远超过对《水浒》这部书的阐释、评论。
难怪清人冯镇峦在《读< 聊斋> 杂说》中说："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确乎其然。
在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之后，即有毛宗岗父子读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金瓶梅》，且都能另辟蹊径，成一家之言。
金圣叹在小说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他比较周密、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先锋美学意味。由于中国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史传文学的发展，讲史、话本的繁荣促成了小说的产生发展。早期小说大都附着于历史，《三国演义》是据史而演，《水浒传》也是对大宋宣和遗事的生发，在前人的头脑中总是把小说当成历史的分支，名曰："稗史"。金圣叹批《水浒传》于首尾两回的总评中，都着重说明探究是否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之实无必要，他说："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无，此因从来著书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
他指出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在于：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谈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认为小说创作贵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必拘泥于事件的真实与否，一切细节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即使是《史记》这样的史传文学也不是对生活的照搬照抄，"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搜趣网、"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是"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史传文学尚且离不了简化、夸张、虚构，作为以塑造人物、揭示矛盾冲突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则更应该普遍采用这些手法，融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鉴赏性、娱乐性于一体，造就雄深博雅、四海流传的好作品。
金圣叹进一步强调小说既然不同于史传文学，那么就不能以纯叙述的笔法来写小说，为着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需要，恰到好处的描写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对《水浒传》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情节和细节，大都作了鉴赏性的评析，总括为一点就是作者体察入微，用笔至细，写得如真有其事，深切入理。如第十五回"智取生辰纲"一节，写挑酒汉子（白胜）走上岗来，装着"我自歇凉，并不卖酒"的样子，还与杨志发生了一段斗嘴，做出偏不肯的姿态，终于逗引得押生辰纲的众军汉上钩，金圣叹评之曰："绝世奇文"，就是因为这段文字写得极为生动，如果直写白胜骎骎相就，惟恐不得卖的样子，那就显得白胜太笨拙，不似用心智取，文章就显得索然寡味了。正是从这等细节描写里，金圣叹揭示出了小说胜于"只为事计"之文的美学特征。他评第二十七回武松受施恩款待说："凡此等事，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绘。尝言太史公酒肉帐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又评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上不断喝酒一节说："此者是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但曰事而已矣，则施恩领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乎又烦施耐庵撰此一篇也哉！"这两则评论说明如果只限于干巴巴地叙事，而没有对"事"中的人物行为和与之有关的事物、景象的具体细致的描绘，写不出真切生动的生活之形色、意趣，那就不是小说，而成为史书和纪实之文了。
《水浒传》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金圣叹对此极为赞赏，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说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了两个也是一样"，"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知其所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难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第五十回总评）这些评点极为精当，虽然在金氏之前叶昼已有类似的评点，但金氏与叶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十分注意人物刻画的共性与个性的水乳交融，使其栩栩如生，正所谓"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所以评论《水浒传》写人物的成就，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便成了金圣叹评点的重点内容。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触及到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诸多方面，如注重情节与性格的关系，小说语言的准确性及其表现力，创作的灵感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很多有关小说理论的东西，金圣叹在批《水浒传》中已经涉及到了。
正因为金圣叹批《水浒传》所体现出来的上述思想艺术光芒，广大的普通读者自然要对其另眼相看，他的《贯华堂水浒传》一问世，就以所向披蘼的气势战胜了明代丛书关于"水浒"的一切本子，流行有清一代，在近300 年的时间里独占鳌头，成为广大读者案头必备的奇书之一。

因文生事

作为名词解释题目的答案：
金圣叹的小说创作特质观。他认为小说所写之事属于艺术真实的范畴，不同于历史真实，要求作者根据主体、结构、人物形象等需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去虚构和编织故事情节。因此，小说中的“事”不同于史传中的“事”，在小说创作中，“事”是手段，“文”才是目的，作者的虚构之事，实际上是为审美之文服务的。

相关背景知识：
金圣叹对《史记》和《水浒传》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提出了他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之论。“以文运事”，“事”是实际存在的，不能虚构，只能对事进行剪裁、组织（就是“运”），以此构成文字。“因文生事”，“事”本不存在，要靠作家的自由虚构去创作（就是“生”），以此产生文字。他认为这种虚构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作家的艺术创作才能。从这种比较中，金圣叹肯定了小说作品可以，而且应该虚构。从这种角度出发，他指出：《水浒传》“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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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把作家从道德家中分离出来的观点； 　　金圣叹在文学批评时，把圣人作书与古人作书作了区分，说：“圣人作书也以德，古人作书也以才”。这其实就是把作家从道德家中分离了出来，把文学与道德分别出来。作家靠的是“才”，作家就是“才子”。他只谈“才子书”，对圣人之书则不列不论，可见出他高度重视文学的艺术性。 　　2、肯定小说创作的虚构性，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观点； 　　他在对《史记》和《水浒传》进行比较分析时，肯定了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虚构性。他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事”是实际存在的，不能虚构，只能对事进行剪裁、组织（就是“运”），以此构成文字。“因文生事”，“事”本不存在，要靠作家的自由虚构去创作（就是“生”），以此产生文字。他认为这种虚构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作家的艺术创作才能。从这种角度出发，他指出：《水浒传》“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这是新鲜大胆的理论。 　　3、重视小说创作中人物性格的塑造，肯定人物性格塑造的典型化手法。 　　他在对《水浒》的评点中，非常重视人物的性格塑造。他认为《水浒传》的人物性格都有鲜明的个性，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另一方面，金圣叹也注意到，在人物个性当中，作家也概括了一类人的共同性，“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这就涉及到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问题。 　　总之，从形式上看，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所使用的综合序、读书法，总评、回评加夹批的形式，成为此后小说评点的固定形式，并因此影响到戏曲剧本的评点，成为小说、戏剧剧本批评的重要形式。从理论内涵上看，金圣叹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传统应用到小说创作的批评领域，开创了小说理论批评的新领域、新局面，清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无疑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